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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天人和解

更新时间:2021-02-26 10:50:58
作者: 鲁枢元  
其中生物体即动物、植物、微生物;环境即物理环境与生物环境。生态,就是自然生态,“生态学”就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而人类似乎只是生态学之外的一个研究者。

   生态学长期忽略了人也是生物,也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这种情形直到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灾难频频发生时,学术界才开始认真地审视人类自己的生态属性,“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美国女记者瑞秋·卡逊(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成为生态学“人文转向”的里程碑。

   人被列入生态学研究对象,而且迅速上升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与其他生物体,比如蝴蝶、鲸鱼、松树、苔藓、大肠杆菌等相比既同属于自然界的生命体,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如人类拥有更突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那么,在如今的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 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我将其称为生态学的“三分法”。显然,“三分法”并不是要把三者拆离开来,恰恰是要在地球生物圈的有机整体中,深入考察其位置、属性、功能、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思维方法,“三分法”比“二分法”更周全,历史也更悠久。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我关于精神生态的立论便是建立在“生态三重性”基础之上的。当时,有两位思想家的说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一是中国的梁漱溟,他是活学活用“三分法”的大师,他提出的“三种文化”“三条路向”“三种人生态度”都影响了后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指出一個民族的生活不外乎三个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⑨

   后来他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提出的“人生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我构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重生态架构的重要依据。

   另一位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我在撰写《生态文艺学》时,他的精神现象学学说给予我许多启示。他在《论人的理念》中也曾试图从人与上帝、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三个方面对人的存在做出鸟瞰式、全方位的考察。⑩

   地球生物圈中果然存在一个“精神生态”层面吗?以往的生态学只承认地球上存在着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状况影响的加剧,生态学界渐渐意识到地球上还存在一个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圈”,欧洲与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称其为“社会圈”“技术圈”“智能圈”;而我特别关注的是20世纪前期常年在中国从事学术考察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夏尔丹·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提出的“精神圈”。起初,我只是在G·R·豪克的《绝望与信心》一书中看到德日进关于“精神圈”的只言片语:地球上“除了生物圈外,还有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它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11《德日进集》在中国出版后,我才看到他关于“精神圈”的更多论述:

   在精神圈里的透视里,时间和空间都真的人性化了——或应说是超人性化了。宇宙全体和位格绝不互相排斥,他们是提携并进,同时达到巅峰。

   由于有分子、细胞、种系支干的封闭化学才会有的生物圈或精神圈。生命和思想的呈现与发展都不只是偶然的,而且是有结构的,与大地物质的轮廓及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种无限进步的见解是会与精神圈的汇聚性质冲突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把它描绘为是一种超越现有可见世界的向度与架构所得来的欢愉。12

   德日进为我的精神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们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室里他的照片与梭罗、卡逊、利奥波德以及杜亚泉、梁漱溟的照片悬挂在一起。那一年,来访的美国德日进研究会主席约翰·格瑞姆夫妇看到后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在1990年代为什么选取“精神生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细想起来,除了时代现实生活的刺激,还和我此前从事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着内在联系。整个1980年代,为了科研与教学的需要,我曾经下了些功夫梳理西方现代心理学史,出版过专著《文艺心理阐释》,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我对机能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情有独钟,这些学派的核心观念是整体性、有机性、流动性、内在性、创化性,正是这些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为我打开了通往精神生态研究的门径。

   除了西方关于“精神”的学说,我的天性似乎更容易吸纳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精神”的阐述。在中国,“精神”一语源自道家学术典籍,最早见诸《庄子》。《庄子》成书之前,《周易》《老子》中已经有了“精”与“神”最初的观念;《庄子》问世之后,《淮南子》《说苑》《列子》对“精神”的阐发臻于完善。精神是一种玄奥微妙的宇宙基质,精神与形骸相对,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同帝”(《庄子·刻意》)。“精神”这种充盈天地间的“生机”与“灵气”,在人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人死之后,“形返于气之实,精返于气之虚”,生命不过是又返回诞生之前的自然状态。然而,真人、至人的精神并不随着肉体的化解而泯灭,却可以“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上以益三光之明,下以滋百昌之荣,流风荡于两间,生理集善气以复合”。(王船山:《庄子解·卷十九》)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精神”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一切生命的基质与本原,是人性中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构成因素。“清醇的精神”可以君临于有形者之上,甚至在个人的体外流传,施惠于天地人世间。这些前现代的哲学精神似乎更具备生态学的品位。

   为了回答学界人士对于“精神生态”的疑问,当《生态文艺学》出版面世之际,我特意在《精神生态通讯》上对这一术语做出如下阐发:

   人的存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精神性存在,分别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内心世界的关系,三个层面既密切相关联,却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因此,人类的生存便拥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

   精神属性,是人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人的情绪活动、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反思能力、宗教信仰、审美偏爱。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创生着、运动着、变化着、绵延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与其所处环境感应互动。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生活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个人的幸福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

   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除了“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还存在着一个“精神圈”。人类发展至今,精神作为人的一种自主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仍在继续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工业时代,人类的精神已经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在自然环境遭受污染的同时,精神也在蒙受污染;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酸雨成灾、大地荒漠化、物种锐减、资源枯竭的同时,人的物化、人的類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人的空心化、人的粗鄙化的进程也在加剧;人的信仰与操守的丧失,道德感与同情心的丧失,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的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地球生态系统在这一精神变量参与下的良性运转。

   精神生态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一)弄清精神生态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活动方式,促进个人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精神取向的协调与平衡;(二)把“精神因素”引进地球的整体生态系统中来,从人类自身行为的反思出发,重新审视工业社会的主导范式、重新调整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日趋绝境的生态危机寻求一条出路。13

   这或许可以看作我为创建“精神生态学”草拟的一个提纲。但此后我再没有为促进这门学科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可以说是我自认功力不抵的有意退却,也或许是因为我隐约感到在生态领域就做不出这门学科。

   不过,我对于精神生态的关注并没有停止,而是希望尽力将自己的思考与时代、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三  精神生态研究与精神救世的文化传统

   《生态文艺学》(即原写作计划中的“精神生态学引论”)在2000年出版面世,引发了国内学界更多人对“精神生态”的关注。大数据显示:关于“精神生态”的研究,2000年遂成为一个显著的“拐点”,从这一年开始,有关“精神生态”的研究成果逐年上升,发表的论文每年都在30篇左右,最高年份为2012年,达到50余篇。14

   生态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精神生态的研究也不例外。我本来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学院派学者,加之出身底层社会,内心总有一股匡时济世的冲动,而一介书生实在又做不成什么事情,唯一能够做的是将“精神生态”的理念运用到对于“历史经验”的梳理与阐释上,以期对当下社会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在中国以及在东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着“精神救世”的传统。为了弄明白历史的真相,我一度针对中国学者杜亚泉、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思想遗产做了些功课。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雨飘摇,中华民族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头,知识界曾展开一场“实业救国”还是“精神救世”的大论战。前者尊崇科学技术的伟力,力推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以开发自然、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为鹄的;后者则倡导珍惜自然、抑制物欲,注重文化教育,促进文明建设,以健全的国民精神自立于世界之林。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论战的结果是前者大获全胜,中国历经曲折终于走进工业时代,走上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以“精神救世”的杜亚泉最终连自己也没有得救,贫病交迫老于林泉,很快被时代遗忘。

   然而,近百年过去,社会的物质产品进入极为丰富的时代,而人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与提高。精神生活的堕落成为整个人类世界面临的问题,诸多知识精英纷纷做出如此判断:文学家乔依斯说:“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物质主义,摧毁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们无法进一步完善。”“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15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16被爱因斯坦誉为当代圣人的阿尔贝特·史怀泽说:“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17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更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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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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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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