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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

更新时间:2021-02-25 02:06:05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其旨在考察法益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属于对行为人所创设的法所禁止的风险的实现。[13]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才有机会将法益损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无法将法益损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在本案中,王某某醉酒驾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但是即便他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将车停在相同的位置,该车仍然会被醉酒驾驶的梁某某追尾撞上。由此可见,本案中的追尾结果欠缺回避可能性,因而该事故的发生并非对王某某所创设的法所禁止的风险的实现。因此,本案欠缺第一层的刑法因果关系,王某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类似的案件还有:(1)被害人酒后驾驶小轿车追尾撞上被告人停在路边的、悬挂假号牌的大货车尾部,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后被告人逃逸;[14](2)被害人醉酒驾驶与其准驾车型不符且灯光系统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二轮摩托车,追尾撞上被告人无证驾驶的无号牌的拖拉机,被害人当场死亡,后被告人逃逸。[15]

   在这些案件中,行为人虽然在逃逸之外还有其他违章行为,但是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因而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然而,这些案件一审都被司法者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司法者会将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没有刑法因果关系的案件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呢?本文认为,这与《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内容密切相关。这个条文规定: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这条司法解释是对交通肇事罪入罪门槛的规定,由两款内容组成。第1款采用了“后果+责任程度”的判断模式,第2款采用了“后果+责任程度+严重违章”的判断模式。其中,第2款第6项的内容就是逃逸。值得注意的是,《道理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据此,只要行为人逃逸了,交警就会认定行为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可见,逃逸不仅属于六种严重违章的情形之一,而且还会使得行为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据此,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交通事故后,若被害人受重伤且行为人逃逸,那么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用一个公式表示,就是:被害人重伤+行为人逃逸=交通肇事罪。这意味着,在“被害人重伤+行为人逃逸”的案件中,既不用考虑行为人是否满足“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也不用考虑行为人的违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无刑法因果关系,就可以直接给行为人定罪。不难发现,这个做法完全架空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将很多原本无罪的案件错误地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而这个做法适用的是《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规定。为此,学界批评《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混淆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架空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16]

   本文认为,学界的批评意见只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在于,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确实有问题;错的一半在于,学界通常的理解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案。学界通常认为,《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主体内容是对交通肇事罪全部成立条件的解释。按照这种理解,《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内容显然是不完整的。但是,如果将它的主体内容理解为仅仅是对交通肇事罪的结果要素即“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解释,那么,它的内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为此,需要对《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中的“交通肇事”做出合理解释。以往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将其理解为“发生交通事故”或“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按照这种理解,“交通肇事”这个词就没有发挥任何实质性的限定作用。本文认为,应当将这里的“交通肇事”理解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如此一来,“交通肇事”一词就包含了交通肇事罪的行为要素和刑法因果关系,而《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主体内容则是对交通肇事罪的结果要素的解释。这种解释一方面可以维持《交通肇事解释》的效力,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架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解释方案。

  

   三、刑法逃逸的本质

  

   关于刑法逃逸的本质,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通说观点认为,刑法逃逸的本质是逃避法律责任(以下简称为“逃避法律责任说”)。[17]按照逃避法律责任说,刑法逃逸是作为犯。另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刑法逃逸的本质是逃避救助被害人的义务(以下简称为“逃避救助义务说”)。[18]按照逃避救助义务说,刑法逃逸是不作为犯。在逃避法律责任说和逃避救助义务说这两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学界还发展出了逃避法律责任或救助义务说、[19]逃避法律责任和救助义务说,[20]等等。《交通肇事解释》第3条规定,刑法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可见,司法解释采用了逃避法律责任说。但是,司法解释的这个立场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统一地贯彻。[21]讨论刑法逃逸的本质问题,主要对两类案件有意义。第一类案件是,行为人履行救助义务,但是逃避了法律追究。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到医院后再从医院逃跑。第二类案件是,行为人没有逃避法律追究,但是也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例如,行为人留在事故现场,眼睁睁地看着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按照逃避法律责任说,第一类案件构成刑法逃逸,第二类案件不构成刑法逃逸;而按照逃避救助义务说,第一类案件不构成刑法逃逸,第二类案件构成刑法逃逸。

   本文支持逃避法律责任说,反对逃避救助义务说。首先,逃避救助义务说混淆了法益理论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因而在法理基础上存在疑问。在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场合,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当然是值得刑法加以保护的法益,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救助被害人是刑法逃逸制度的规范保护目的。很多支持逃避救助义务说的学者从交通肇事的被害人需要被救助这一点推导出救助被害人是刑法逃逸的规范保护目的。[22]本文认为,这种推导混淆了法益理论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法益理论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23]某个法益值得某个刑法条文加以保护是一回事,而将保护该法益理解为该刑法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则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24]在交通肇事的场合,被害人的法益毫无疑问是值得保护的。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被害人,是值得讨论的。通过“救了被害人就不构成刑法逃逸、没有救被害人就构成刑法逃逸”的方式来保护被害人的法益,并不是保护被害人的唯一方式,也未必是保护被害人的最佳方式。刑法完全可以通过采用惩罚行为人逃跑的方式来保护被害人。因为,只要行为人不逃跑,其命运就会和被害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行为人自然就有动力去救被害人。与前一种方式相比,这种“围魏救赵”式的制度设计更为精巧,也更有实效。

   其次,逃避救助义务说未能准确把握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性之所在。刑法逃逸制度是交通肇事罪特有的制度规定,因此,要理解刑法逃逸的本质,就要准确把握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性之所在。支持逃避救助义务说的学者通常认为,交通肇事罪的特殊之处在于,在交通肇事的场合,有需要被救助的被害人。[25]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在故意伤害案、过失致人重伤案等案件中,同样有需要被救助的被害人。如果认为有需要被救助的被害人是刑法将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情节的理由,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刑法也应当将逃逸规定为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罪名的法定刑升格情节,而事实却非如此。所以,有需要被救助的被害人,并非交通肇事罪的特殊之处,它无法解释为何刑法将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情节。

   本文认为,交通肇事罪的真正特殊性在于,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成功逃跑的概率比较高。诚然,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26]所以,刑法原则上并不将逃逸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而是反过来将自首规定为从宽处罚的情节。不过,与其他的犯罪相比,在交通肇事的场合,行为人成功逃跑的概率更高。一则,交通肇事最为常见的模式是车撞人,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可以通过驾车快速逃离事故现场。也就是说,肇事者逃离犯罪现场的耗时较短,不容易被发现。而在其他犯罪的场合,行为人未必处于驾车状态,因而在实施犯罪行为后,逃离犯罪现场的耗时更长,更容易被发现。二则,交通肇事案件通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因而在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后,侦查人员很难通过由被害人指认或调查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来锁定加害人的身份。而在其他犯罪案件(例如故意伤害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通常有一定的社会联系,因而侦查人员可以通过由被害人指认或调查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来锁定加害人的身份。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与其他犯罪相比,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成功逃跑的概率更高。[27]为此,刑法在规定了自首这个普遍适用的从宽处罚情节之外,还专门为交通肇事罪“量身定做”规定了逃逸这一加重处罚情节。其背后的思路是,提高肇事者逃跑的成本,使得肇事者逃跑的成本高于收益,从而抑制肇事者逃跑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刑法逃逸的制定设计暗合了法律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思考方法,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逃避救助义务说容易诱发道德风险,从而与促进对被害人的救助这一学说初衷背道而驰。设想这样一种情境:行为人醉酒驾车、超速行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人,这个车辆不可避免地会撞上被害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形,行为人通常会本能地踩刹车。不过,在这里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按一下暂停键,给行为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其可以踩刹车也可以不踩刹车(假设踩刹车被害人会受重伤,不踩刹车被害人会当场死亡),可以逃跑也可以不逃跑。那么,在司法者采用逃避救助义务说的背景下,站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立场,行为人要不要踩刹车,要不要逃跑?为此,需要将不同选择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做一个比较分析。第一种情形是,行为人踩了刹车,而且没有逃跑。在这种情形中,鉴于行为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导致被害人受重伤,对事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同时又有一种严重违章的情形(醉酒驾驶),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二种情形是,行为人踩了刹车,然后逃跑了。假设行为人逃跑后没被抓到的概率是20%。那么其有20%的机会完全逃避法律责任。当然,行为人还有80%的概率被抓到。在被抓到的情况下,即便不考虑行为人的逃逸情节也足以肯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因而行为人的逃逸属于加重逃逸,其法定刑至少是3—7年的有期徒刑(普通加重逃逸),甚至有可能是7—15年的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第三种情形是,行为人没踩刹车,也没有逃跑。在这种情形中,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四种情形是,行为人没有踩刹车,并且逃跑了。逃跑有20%的概率不被抓到。而在被抓到的情况下,由于被害人当场死亡,行为人的逃跑不会构成逃逸,因而其仍然只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将上述四种情形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对于行为人而言,第四种情形即不刹车且逃跑的法律后果最为有利。简言之,在行为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不可避免地会撞上一个人的场合,如果采用逃避救助义务说,那么对于行为人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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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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