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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毅英 吴连海:高校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

更新时间:2007-01-03 08:24:50
作者: 武毅英   吴连海  

  

  「内容提要」我国高校普遍存在高收费及收费依据相对模糊的状况,这一现象已极大地冲击了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并对学生择校和专业选择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高等教育的公平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这一状况,本文将提出若干思考与对策。

  「英文摘要」The highly-charged tuition fee with dubious reasons have seriouslyinfluenced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ector.It also had ledthe of student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payment ability.The Chinese highereducation now is encounter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of improving the socialequity.This article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and measures.

  「关键词」高校收费/机会均等/负面影响university charge/equal opportunity/negativeinfluence

  

  一、我国高校收费的现状及存在的公平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4年高等学校在校生突破2000万人,可以称得上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高校学费也在逐年上涨,高等教育收费过高已成为横亘在众多低收入学子们面前的一道门槛。

  我国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前的免费,到此后的几十元一年的象征性收费,再到如今高于5000元/学年的学杂费,在短短十几年间高校学费上几乎涨了近100倍。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便是缴纳高额学费跨入大学校门,也不得不以沉重的心理压力完成学业,毕业之后即又面临新的就业难问题。近十年来,因为就业不景气,许多靠借贷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连一份养活自己和偿还高等教育费用的工作都找不到。由于缴不起高昂的学费,毕业后又没有着落,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纷纷舍去上大学的机会,宁可选择外出打工。这种看似合理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了多少的不公与无奈啊!更甚者,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父母或学生由于学费无着,愿望与现实之间反差极大,从而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加以抗争。毫无疑问,高校收费过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的平等,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其负面影响已对中国社会的平等理念构成了威胁,长远看将不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

  本文提出的“高收费”,其实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数字,而是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一概念。具体的数据通常难以直接进行比较,而“警戒线”则是相对于某一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相对概念,是指学费水平若超出百姓年生活支出的20%,即超越了“警戒线”。目前,我国高校学生收费已出现超越“警戒线”的趋势。近几年不断攀升的大学学费已使超过约九成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难以承受。2004年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1].有的专家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为学费门槛太高,无法通过努力学习而顺利踏上社会升迁的阶梯。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2].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教授也坦言“近几年高校学费偏高,已超过百姓承受能力”。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教授则认为,由于高校学费上涨过快,每个大学生每年的支出在8000—10000元之间,其中学费4000—5000元、生活费4000—5000元,这相当于农村一般家庭的全年纯收入。2005年9月9日,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作举办的“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这一尖锐的问题。南昌大学甘筱青等教授通过调查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2004年全国高校生学费上涨到5000元,住宿费上涨到1000—1200元,生活费在4000—5000元之间,大学四年花费4—5万。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3].

  目前我国重点大学中,大部分学校和大部分专业的学费标准都在4800—6500元之间;一般大学也要四五千元。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经费成本约为15000元,若按国际惯例,个人所交学费一般只占教育成本的30%左右,则学费平均值应为4500元,何况我国《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这一比例不得超过25%。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这一比例也仅为21%。可见目前的学费标准既超出了我们国家规定25%的上限,也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水平。

  以上是我国目前高校收费的基本情况。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前高等教育收费客观上是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即高等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的投资,是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其预期回报是可观的,但多数的预期回报是由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所获得,高等教育的付出只能通过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再次投入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现实的情况是,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政府的投入又相对不足,对学生的高收费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高校自身是有难言之隐的。如何看待这种两难的境遇?高等教育是否应该以公平为代价来迎合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潮流?

  

  二、高收费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高收费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校与专业的选择上出现分化

  分享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原本是体现机会均等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绝对量不足的今天,公平分享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已成了一种理想和点缀,因为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不足,通常要靠学生的收费和社会的捐赠来补齐。无论是选择高校还是选择专业,学生都必须缴纳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如果想选择好一点的学校和专业的话,费用就更高。这无形之中已在中高收入家与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划了一道分界线: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一般只能选择较差的学校和收费相对低廉的专业,而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因条件许可能够选择更好的学校和更好的专业。显然,因家庭背景的不同,学生在高校与专业选择上已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这不能不说是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一大讽刺(参见表1)。另据调查,上海财经大学2003级国际金融专业有学生88人,其中只有5人是来自农村:2003级资产评估专业有50人,仅4人来自农村。复旦大学2003级经济学院新生总计385人,其中只有31人来自农村[4].

  

  资料来源:钟宇平,陆根书。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公平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2期

  (二)高校学费持续飙升使贫困家庭子女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是多少?目前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社会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对当前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持怀疑态度。收费标准如何制定成为质疑的焦点。《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高等学校“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教育培养成本包括以下项目: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教职工人员经费等正常办学费用支出。不包括灾害损失、事故、校办产业支出等非正常办学费用支出”。第五条又规定:“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但是,该比例的制定“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这既体现政策灵活性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漏洞。因此各高校的学费可以在有关政策规范框架下自主确定,不同学校可能从不同的出发点考虑制定出不同的学费水平。缺乏有效制衡的学费标准能多少考虑教育机会的均等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教育成本核算中的模糊性与非公开性,使许多高校钻了这个漏洞、打了擦边球,同样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目前,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在持续恶化,高昂的大学学费令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在近几年高等学校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30%多,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农村子女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但相对数在急剧下降。而且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升学机会的现象日趋增多。高等教育促进收入均等、改善低收入阶层经济状况的功能正在逐渐消退,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美好前景正在消失,社会各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将已被人为拉大,优秀贫困生的美好憧憬正在被高昂的学费所扼杀。因接收高等教育所导致的贫困现象将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特别是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高收费还会制约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高等学校的多数生源产生影响,从而损害了广大学生的利益。

  由此可见,学生是高收费持续攀升的直接受害者。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来看,学生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比在目前并不高。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的工资水平约在1000—2000元之间,而且地区间差异很大。《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本科生工资创新低,月薪仅六百,和保姆一个价。”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黄卫华也直接指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基本就是高收费改革,严重侵犯了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5]

  (三)收费政策的不可预知性扩大了不同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在目前的体制下,大学收费的具体标准,是由省级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共同制定的方案,然后报省政府批准实行。这种收费制度确实存在一定的弊端:其一,高校收费的决策,既缺少社会与民间的监督环节,也缺乏建立更加广泛的公众咨询制度;其二,高校收费的比例确定,多数仍以高校财务核算的全成本而不是教育成本为基数,这在事实上为学费的进一步上涨留下了空间;其三,政策的制定存在不可预知性。公众对政策的制定有知情权,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政策的变动既不透明又不可预知。目前,高校收费方面存在的政策变动尤其不可预知,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与混乱的现象,造成社会与家庭的普遍焦虑。可见政策性因素与信息的不流畅、不公开,是高等教育收费政策不可预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收费政策的不可预期性对低收入群体选择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带来更多的未知因素,这也在一定范围内缩小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换言之,即进一步扩大了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教授说过,高校学费有两种标准: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我们选取了后一种办法。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日常成本的确定有很大的模糊性。这样的计算标准使得学生培养成本各异,存在因科类、专业和学校不同而收费差别很大的状况。理论上,收费应体现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能保证弱势群体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不同类型学校为例,名牌学校的学费往往比一般院校高,如清华大学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养成本大约为5.2万元,而一般院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可能只需2万元左右,这在事实上是降低了低收入群体进入名牌学校的机会[6].

  另外应关注的是,高教学生收费是以全成本收费更合理,还是以教育成本收费更科学?若以全成本核算的比例进行收费的话,那么学费还有上涨的空间,对学校的办学是相当有利的,但全成本的运作与增加的各项成本是随时在增加且难以预期的;而如果以教育成本(与人才培养有关的费用)作为计算收费的基数,这对于学生收费则是比较客观公平的,但对于学校其它无关费用支出的补偿却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来自高校方面的阻力也往往是出自于此。本研究只希望我们的高校收费政策,能够更加公平与合理,首先应考虑教育的公平目标其次才兼顾学校的办学利益,尤其不应以不可预知的模糊政策或暗箱操作来应对民众的担忧与反响。

  (四)高校收费过高导致公众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质疑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不是义务教育,本质上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有不同的定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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