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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孟荀整合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

更新时间:2021-02-24 15:33:29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荀学的现代复兴并未导致孟学的衰落,即孟荀之间不再是消长关系,而呈现出黑格尔式的“合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会出现“整合孟荀”学术思潮的问题。

   (一)整合孟荀的学术潮流

   在近年的整合孟荀思潮中,李泽厚2017年提出的“兼祧孟荀”颇具影响,他倡导“举孟旗,行荀学”,“即以情本体的宇宙观和宗教性道德来范导和适当构建公共理性的现代社会性道德”,“后者乃现代荀学,前者为现代孟旗”,“是一种儒学内部的‘儒法互用’”[37]。他所说的“孟旗”指道德的情感维度;而他所说的“荀学”指道德的意志维度。然而这种“荀学”的法家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是“以外在的、先验的理,主宰并融解为内在道德心性,而完成道德行为”,即“把‘事事物物’实际是人的各种行为都纳入这个规范中,制定出各种等差顺次秩序规则的系统,成为可实践施行而非常庞大细密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来有效地统治人们的身心”,其结果就是“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学,荀学也’,荀—董—朱便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年的伦理学”[38]。由此可见,李泽厚所谓“举孟旗,行荀学”对于皇权专制的“阳儒阴法”路线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对于今天来说则实在是不可取的,蕴涵着威权主义的倾向。

   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了“整合孟荀”的问题。[39] 我曾谈到,“关于儒家思想资源,我的总的想法就是:出入乎孟荀,折衷于孔子”[40];例如“利益原则是西方启蒙思想所竭力张扬的,在荀子那里也可以找到依据;仁爱、时宜原则,则在孟子那里可以找到依据”[41];“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工作乃在:一方面,以荀学的资源去接管西方启蒙思想的精神维度;而另一方面,以孟学的资源去接管西方新教的精神维度,并且使孟荀整合于孔子。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建‘中国正义论’”[42]。

   这就是说,我当时提出“整合孟荀”主要是为了我这些年来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43]。从2008年开始,我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都谈及“整合孟荀”的问题。[44] 事实上,“中国正义论”可以说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种实际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整合于儒家的正义理论体系之中。我所采取的方法类似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45],即严格区分孟荀思想中的针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层面和超越历史的层面。后者乃是一套儒学原理,例如“中国正义论”,既可演绎出前现代的制度建构,也可演绎出现代性的制度建构,这体现为中国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即“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

   近期较早提出“统合孟荀”的是梁涛,他在2008年出版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专门增加了‘结语’一章,提出统合孟荀,重建道统”[46]。此后,尤其最近几年,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相关文章,形成了“统合孟荀”的热潮。最近的一次学界讨论,见于《文史哲》2020年第2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一是梁涛的《超越尊孟抑荀,回归同尊孟荀》,主张将孟子由道德而政治的“为政以德”与荀子由政治而道德的“为国以礼”统合起来。这里所涉及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可以商榷的。[47] 二是刘悦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以经过重新诠释的“心统情性”来发展李泽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补”之说。三是郭沂的《受之以荀,纠之以孟——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重建》,着眼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一方面“受之以荀”,因为现代性的“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识论的种子主要存在于荀子所代表的传统中”;另一方面“纠之以孟”,因为关于后现代性的“纠正、修复现代化的缺陷”,“孟子所代表的传统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良药”。郭文对儒学现代转化问题的关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里所涉及的先秦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可以商榷的。[48]

   (二)整合孟荀的思想路径

   迄今为止,主张整合孟荀的学者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尚无清晰的结论:究竟怎样整合?在我看来,既然孟荀思想本身存在着矛盾性,那么,简单的“举孟旗,行荀学”口号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要举的孟旗究竟是其君臣伦理方面还是其批判专制方面?要行的荀学究竟是其专制资源方面还是其启蒙资源方面?显然,我们应当意识到,孟荀整合需要对孟荀双方的思想都加以“损益”(这是孔子的观念[49],“损”是去掉一些旧的东西,“益”是增加一些新的东西):

   1、孟荀思想的契合性损益

   孟荀思想之间存在着相互契合之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儒家。例如,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50],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51],他们共享着天性平等观念,这种观念是儒学现代转化的宝贵思想资源;又如,孟子尽管不是专制主义者,但和荀子一样是君主主义者,他们共享着“君君臣臣”的君臣伦理,这种观念显然是儒学现代转化的障碍。但孟荀思想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不能契合、互相冲突的因素,因此,如果不分别对双方思想加以损益,其整合就绝无可能,只会产生“排异反应”(rejection)。

   这种契合性损益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例如肯定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而否定荀子的君主专制思想。另一种则是孟荀双方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孟子讲“性善”而荀子讲“性恶”,这种先验人性论或先天人性论其实已经过时了,这种人性的存在既不法证伪也不法证实;我本人更赞同王夫之的人性观“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生活中生成和发展着的。

   2、孟荀思想的时代性损益

   对孟荀思想的损益,更重要的维度是时代性:损益的价值标准无疑应当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价值,否则就会变成原教旨主义。

   (1)损:对孟荀思想中非现代性因素的摒弃。孟荀思想中还有一些因素,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则是必须抛弃的,因为它们不符合现代性的文明价值。且以所谓“核心价值观”所列的专属现代人类文明的这些价值而论:孟荀思想之中,凡不符合自由观念的思想必须摒弃,凡不符合平等观念的思想必须摒弃,凡不符合公正观念的思想必须摒弃,凡不符合民主观念的思想必须摒弃,凡不符合法治观念的思想必须摒弃。

   (2)益:对孟荀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来说,孟荀的思想远非什么完备的东西,有必要加以发展、完善和补充。这里尤其需要警惕学界存在的某种否定文明进步的复古主义倾向。

   此外,这里还涉及中西融通的问题。章太炎这番话值得咀嚼:“今将为荀子之徒欤,西学具在,请就而学焉;将为孟子之徒欤……要自三代以上之礼乐文章,七十子后汉唐学者之绪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来所孜孜焉讲求者也。”[53] 他简单地将荀子归于西学,而将孟子归于传统,这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把“整合孟荀”与“整合中西”联系起来,这是值得肯定的。而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指出:这其实并不是“中西”问题,而是“古今”问题,即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性文明的关系问题。我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学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和偷换“古今之变”问题,以此拒绝现代文明。

   纵上所述,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并且它们向来就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转换而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塑造和利用的,其影响力也随之而消长。在中国社会从王权封建转向皇权专制之际,荀学兴盛,这表明荀学中确实存在着法家专制主义因素。皇权帝国时代“独尊儒术”,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学衰退,而作为儒学正宗的孟学兴起;但荀学却仍以隐蔽的形式发挥着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这就是专制权力的“阳儒阴法”政治路线。而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之际,荀学复兴,这表明荀学中存在着有助于现代性启蒙的思想资源。但荀学的现代复兴乃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复兴而来的,所以孟学并未因此而衰退,这就意味着必须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据现代价值来分别对孟荀思想加以“损益”。

  

   注释:

   [①] 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97–103页。

   [②]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页。

   [③]“孔孟之道”出自元末明初的小说《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第514页。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1页。

   [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⑥] 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述学校笺》,李金松校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53页。

   [⑦]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页。

   [⑧] 徐平章:《荀子与两汉儒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⑨]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18页。

   [⑩]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见《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11]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

   [12] 赵法生:《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68–77页。

   [13] 参见常大群:《荀子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枣庄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88–92页;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0页;方尔加:《荀子: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管子学刊》1994年第4期,第20–24页;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王玲:《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30–26页。

   [14]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1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1页。

   [16] 李泽厚:《伦理学补注》,《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第4–13页。

   [17] 朱锋刚:《“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天府新论》2019年第3期,第31–36页。

   [18] 霍生玉:《韩愈注释过〈荀子〉吗——唐代杨倞〈荀子注〉中“韩侍郎”考》,《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25页。

   [19] 阮逸:《中说序》,见《中说》,阮逸注,《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38册,第3页。

   [20] 韩愈:《原道》,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21]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23页。

   [2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

   [23]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顾颉刚编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8页。

[24] [日本]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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