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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席云舒:研究胡适,不懂西方哲学是个严重的缺陷

更新时间:2021-02-24 11:58:49
作者: 席云舒   陈潇  

  

   受访人:席云舒,1973年10月生,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998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2013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江苏教育出版社社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现主要从事胡适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曾荣获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颁发的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2019年起兼任《关东学刊》编委、特约副主编,著有《胡适考论》等。

  

   采访人:陈潇,学人Scholar特约编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访手记

  

   2020年圣诞前夕,振宇兄与我联系,告知商务印书馆近来出版了一部新著《胡适考论》,学人Scholar打算采访该书作者席云舒,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我看与胡适相关,还主要侧重于胡适的英文世界,正合我意,一口答应了。

  

   令我欣喜的是,席云舒老师正是《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一文的作者。这篇文章2019年年末在“东方历史评论”公号读过,在我看来是一篇难得一遇的好文。胡适在康奈尔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向我指明了两点:一是,胡适在康奈尔时对洛克和约翰·穆勒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用力颇多;二是,胡适在康奈尔读书时,多次选修过梯利教授的课程,令我想起胡适与这位idealistic(观念论)老师的关系。

  

   《胡适考论》,主要收录了席云舒的六篇长文,除起手篇胡适在康奈尔课业及成绩单外,还涉及四个方面:胡适的哲学方法论及其来源、胡适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胡适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我对其中的论题,平时也多有留意,也很感兴趣,尤其是胡适与西方哲学及其与杜威的关系。这些研究论题,均关涉胡适的英文世界和哲学世界,这是以往的胡适研究不太涉及的范围。

  

   基于诸种机缘,不由得对席云舒本人的受学成长经历,萌生出浓厚的兴趣。古语有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席云舒其人,求学问道与生活历练颇为丰富,他从扬州大学师范学院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三年,先后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工作过九年,在此期间,凭一己之力,将《新青年》繁体影印版悉数排版誊录完毕,历时六年,共计七百万余万字,这是一项嘉惠学林的功业。至此,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2010年考取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由出版业重返学院,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为论文选题,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该博士论文2016年曾荣获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颁发的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

  

   在采访中,席云舒除了论及早年的求学和出版经历外,也谈到了自己接触和学习西方哲学的甘苦心得,这为他后来探入胡适的哲学世界及其“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也体现在《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席云舒对现代性问题的表述。

  

   席云舒认为,胡适留美期间的英国文学和西方哲学训练,对于后来胡适的文学革命和“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主张,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试图将胡适置于中西思想史的脉络之中,来彰显胡适思想的历史和学术地位。在采访的末段,席云舒主要讨论了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价值,并对余英时等前辈学人的胡适研究作出了回应。席云舒认为,胡适的“文艺复兴”思想,是胡适思想的一个总纲,也是他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出的一套方案。

  


席云舒

  

   学人:您1998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2010年考入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中间工作了12年。根据您的《胡适考论》“后记”,您在扬州大学文学院教了3年书,又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工作了9年。您为什么离开了高校,是什么机缘转向了出版界?

  

   席:个人的经历我很少谈,因为觉得不值一谈。胡适40岁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那时候他早已是学界领袖,做出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贡献,而我40岁刚刚博士毕业,学术上才算起步;顾颉刚二十多岁就已成名,可是中年以后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叫“晚成堂”,表明他中年以后对自己还有更高的期许,而我觉得即使我倾尽全部的努力,也达不到顾颉刚青年时的成就,因此我连“晚成”的奢望都不敢有。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做文学批评,念大学的时候就发表过十几篇诗歌评论和小说评论,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就有三四篇。我就读的扬州大学师范学院虽然是地方院校,却是拥有全国首批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先后有任中敏先生、谭佛雏先生、曾华鹏先生等学术大家坐镇,毕飞宇、华学诚、丁帆、高建平、蒋寅、吴义勤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都是我们中文系的杰出系友,学校的学术氛围非常好。我毕业后能留校教书,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母校!我在《胡适考论》“后记”里说:“于我而言,绝没有比学术生活更值得过的生活。”我的朋友、著名书评人沈胜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有所经历、对比后的深深感触”,事实上,这也是我从念大学时就产生的愿望。

  

《胡适考论》,席云舒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版

  

   至于我后来为什么又离开高校去了出版界,说起来有点琐碎。我在扬州大学文学院教了三年书。在我留校两年后,2000年6月,第11届全国书市在南京召开,《南方文坛》杂志邀请我参加在全国书市期间举办的广西文联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办刊的签约仪式和研讨会。会后,出版社和杂志社领导就跟我表达了一个意向,广西师大出版社作为《南方文坛》新增的主办单位之一,要向杂志社派出一位副主编,他们想找一位年轻的、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担任这一职务,希望我考虑这个职位。虽然我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印象非常好,但这个事情我还是犹豫了很久,因为出版社在桂林,杂志社在南宁,而我当时并没有准备离开江苏。为此,出版社的领导专门邀请我去桂林考察了一次,让我深受感动。就在我举棋不定之际,2001年初,扬州大学新调来的校领导又出台了一项针对青年教师的政策,有点类似于清华后来的“非升即走”,尽管这个政策第二年就被废除了,但那一年还是有不少青年教师选择离开了扬大。考虑到我从扬州大学调到广西师大,仍属高校之间的工作调动,加上《南方文坛》又是一份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刊物,于是我就答应了。

  

   我是2001年9月去桂林报到的,随后就去了南宁。可是几个月后,我就发现我的处境其实比较尴尬。我的人事关系在广西师大,服务的单位却是文联,年底我回出版社开选题会,社领导鼓励我利用自己熟悉的作者资源多报一些选题,我觉得自己拿出版社的工资,力所能及地为出版社策划一些选题也是应该的,然而此事却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我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并不了解这个事情为何会得罪一些人。其中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后来我听广西的朋友讲,本地觊觎那个职位的人就有不少,我是外来的和尚,碰到一本难念的经也很正常。但是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我没能处理好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也不太懂如何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在南宁越来越感到不自在,所以只待了半年,社领导了解情况后就把我调回了桂林。

  

   2002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好要出版一套《大学人文读本》,是当时社里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社领导就让我回来参与这个项目。就这样,我开始投身出版工作。《大学人文读本》出版后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社里又开发了《大学人文教程》,许多高校相继开设了“大学人文”课程,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越来越觉得出版工作非常有意义,能通过出版把知识和思想传递给读者,效果比我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知识要大得多。

  

《大学人文读本》三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夏中义 主编)

  

那几年正好是广西师大出版社最红火的几年,出版社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成立了分公司,公司的名字都叫“贝贝特”,一度成为国内出版界具有传奇色彩的品牌。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做过图书编校、选题策划、媒体营销、市场发行等多个部门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一肩三任,这让我对出版的各个环节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非常好,我特别怀念我的老领导何林夏先生,从他身上可以看见一种理想的光焰,虽然这束光焰可能经不住风吹雨打,却能点亮许多年轻人心中的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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