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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席云舒:研究胡适,不懂西方哲学是个严重的缺陷

更新时间:2021-02-24 11:58:49
作者: 席云舒   陈潇  

  

   两年之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找到我,说他们也想在北京成立一个社科图书出版分公司,希望我来负责组建这个公司。虽然我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工作平台十分满意,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南宁那段不太愉快的经历多少还是对我的心情产生了一些影响,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小环境非常好,我跟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不太尽如人意的是区域的大环境,空气也非常潮湿,于是我就答应江苏教育出版社,来到了北京。那是2004年3月。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北京公司成立之后,我策划出版了几个很有影响的图书系列,如李欧梵、刘象愚主编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焦雄屏主编的“电影馆丛书”、我自己选编的“彼岸人文译丛”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几乎每年各大媒体和知名网站评选“全国十大好书”,都有一两种我策划出版的书,像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就被当当网评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有一年《中国图书商报》邀请多位知名学者推荐“年终好书”,对开两个版面总共只推荐了十几本书,其中就有我策划的三本,学者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语,这让时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的施宏俊先生大为惊叹。

  

   2007年,《中国图书商报》曾经对我做过一个专访,称我是“出版业中的理想主义者”,其实我只是传递了被先行者们点燃的那种理想的光焰而已。就我的个性而言,我并不善于管理一个团队,当时之所以有一群热情乐观的年轻人愿意跟着我干,因为他们都是“出版业中的理想主义者”。

  

   但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很多时候却不得不被生产经营上的各种问题所困扰。那时候江苏教育出版社是全国年发行码洋前三甲的出版社,仅仅靠中小学教材教辅每年可以轻松地挣几个亿利润,但社科图书的利润显然不能跟教材教辅相比。时间一久,出版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协调这些关系耗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不愿违背自己的初衷,为追求经济利润而去迎合市场,因此与个别领导产生了分歧,于是我决定辞职考博,重新回到学术道路上来,后来便成了媒体朋友所说的“出版业中的失踪者”。

  

   学人:在《胡适考论》“后记”里,您称2010年考取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重回学术道路”,称9年的编辑出版生涯,“学业几欲荒废”,是什么原因使您重走“学术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近20年来,中国最活跃的出版人群体,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9年的出版工作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席:我虽然做了9年出版工作,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一直藏着一种学术理想,9年里我做的也都是学术出版。我决定通过考博重新回到高校做学术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调去广西师大出版社,最初是担任《南方文坛》杂志的副主编,我并没有打算离开学术界,况且《南方文坛》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后来到出版社,做的也还是学术出版。但我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最后一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当你使用了一二十个书号,做社科图书挣的钱还不如一两本中小学教辅挣的钱多,在社里自然会引起种种议论。江苏教育出版社跟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不同之处在于,广西师大出版社是大学社,领导本身就是学者、教授,富有学术理想和情怀,它的企业文化非常具有凝聚力,而江苏教育出版社此前很少出版社科图书,做学术出版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锦上添花。学术书籍绝大部分都是长销书,如果年发行量能超过一万册,就算畅销书了,而一本中小学教辅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从经济效益上看,两者是不能比的。但是学术图书可以沉淀下来,可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其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跟教材教辅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追求经济效益而降低图书的品质去迎合市场,是一个有理想的民营书商也不会去做的事。这种矛盾是我离开出版界的直接原因。

  

   我在《中国图书商报》那篇访谈里面说,“我虽然在做出版,但我一天都没离开学术界”,另外还有一句我经常对员工说的话,大意是“朝着理想奔跑,当你越接近理想时,越会有很多东西陪你一起奔跑,包括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如果你只是追着金钱奔跑,也许你永远只能跟在它的身后。”我自己当然不愿只是为着追逐经济利润去奔跑,所以回归学术界可以说也是必然的。

  

   第二,当你把一个工作仅仅看作是谋生的职业,你可能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如果你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项事业,你就不能不全身心地投入。我是一个很难把职业和事业分开的人,无论是过去做出版还是现在做研究,我都会全力以赴。但在我出版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我被种种非学术的因素撕扯,无法把精力集中在策划好书上。另一方面,我虽然策划出版了一些好书,但正因为全身心地投入,9年里我竟没写过一篇论文,不能说完全没时间,即使有时间,我也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以前从来没有犯过胃病,但那几年我却得了胃病,直到我辞职考博才得到根治,那种工作压力让我根本没有精力去做研究、写论文,而当年在文学批评上跟我一同起步甚至比我起步更晚的朋友,已经在找我帮他们出书。为别人做了多年嫁衣,说自己完全没有失落感显然是不诚实的,我得留点时间给自己,把荒废掉的学业接续起来。

  

   第三,我在《胡适考论》的“代序”里面说过,我从念大学的时候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刊《新青年》发生了兴趣,那时候市场上还没有简体版《新青年》销售,即使是影印版也很难买到。我到广西师大出版社以后,就想出版一套简体版《新青年》。我请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的王为松先生帮我买了一套该社1989年出版的影印本,该社仅存四套样书,我自己买了一套,又帮我的朋友邵建教授买了一套,我就把影印本交给广西师大出版社照排室去录入排版。广西师大出版社照排室工人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一本20万字的手稿,他们通常只要一两天就能录完。但《新青年》是繁体字竖排版,字很小,最麻烦的还不是繁简转换,而是里面布满了圈点,都是着重号,既有空心的也有实心的,而且前三卷没有标点,只有句读,很多时候分不清哪里是句读、哪里是着重号,还很容易看花眼,所以影印本交给照排室一个月,他们才录了5篇文章。我去找他们协商,他们说工人的工资、奖金都是跟工作量挂钩的,录别的文稿一天可以录十万字,录这个书稿一天连一万字都录不到,即使按照出版社繁难书稿的最高难度系数,给他们乘上3倍工作量,他们仍然要被扣奖金,所以没人愿意做。于是我就把12册《新青年》影印本搬回家,自己每天晚上录一篇,从2003年开始,断断续续做了6年,直到2009年才把63期杂志全部录完,总共有700多万字。在我做完这个工作之前,我已经从江苏教育出版社辞职了,所以我没能在自己手上出版这套书,后来是交给黄河出版集团出版的,直到2011年底才出版。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十二卷),席云舒整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仔细阅读了《新青年》里的每一篇文章,发现关于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史料,跟我从大学课堂上了解到的不尽相同,我对陈独秀的印象,跟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的评价也不太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包括反对礼教、反对尊孔读经,倡导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倡导民主与科学等内容;而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是一体两面,文学革命是要以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把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白话文运动则是要建立言文一致的国语。思想革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的西学东渐,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是它的旗手;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却是1917年开始的一场全新的运动,也是一场取得了完全成功的运动,这场运动最有力的倡导者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1917年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文人提倡白话文不同,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晚清文人提倡白话文,是为了维新变法、“改良群治”,提升社会上文盲半文盲的文化水平,并没有想让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是要把白话确立为各种文学体裁普遍适用的语言工具,把白话确立为我们的国语。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用的是唐弢先生的教材,里面对胡适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但我从《新青年》里看到,除每期的“通信”栏目外,胡适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易卜生主义》等多篇重要文章,而陈独秀只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他的其他文章都与思想革命有关,但与文学革命无关,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相关文章则相对较晚,另外,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了一些标语口号式的观点,而胡适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在讲文学改良的方法,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具体的、科学的方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如何能取得成功。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里对胡适评价不高,对陈独秀的评价却相当高。实际上,《新青年》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它倡导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而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中,陈独秀的最大功绩是有力地支持了胡适的主张。这其实不能算是我的什么发现,很多研究者都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对我个人来说,这让我对胡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走上胡适研究的道路,可以说主要就是整理《新青年》打下的基础。

  

2016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给席云舒颁发首届“胡适奖学金”一等奖荣誉证书

  

以上说的是我“重回学术道路”的原因。关于9年的出版工作经历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多,只简单地讲两个方面吧。一是出版工作训练了我的文献史料能力。我们常讲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事实上做出版也是如此。如您所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近20年来中国最活跃的出版人群体,外面看起来好像很热闹,但一般人很难体会到他们回到编辑室和书房里所付出的辛苦,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对书稿里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去计较核实。如果说我在文献方面下过一些功夫,我得承认这是出版工作带给我的训练。二是出版工作让我有机会跟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交往,像李欧梵先生、张隆溪先生,都是国际著名的大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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