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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更新时间:2021-02-24 09:58:25
作者: 张晓晶  
形成统一的美国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的军用与民用科技之间存在严格的体制界限,既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军事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还制约着军民两用科技的相互转化和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因此,实施军民融合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关键在于推进以下变革:(1)打破军事(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技工业之间的体制界限。(2)建立新的军队订货采购机制,建立新体制下的保密制度,进一步确定知识产权归属,建立军用技术进入市场的机制。(3)加强军地科技规划计划的统筹衔接。一是加强国家军民融合整体规划与科技领域专业规划的有效衔接,推动建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规划”对“科技军民融合专项规划”的指导关系;二是加强国防科技发展规划与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衔接,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入手,推动实现军地各类科技计划资源的统筹配置、统筹管理。(4)加大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攻关力度。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为抓手,聚焦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军地联合启动新一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共同推进智能无人系统、高密度能量控制技术、空天飞行器等一批事关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重大工程。统筹布局一批面向新型军事能力、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军民两用性战略高技术,力争在重大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跨军民、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有效提升军事能力和产业化水平。

   (五)在扩大开放中促进创新发展,保证“学习渠道”畅通

   尽管面对上述的“脱钩”可能及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逆风,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打造开放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不应改变。同时必须指出,在较长时期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尚不会改变,在诸多科技、商业领域同先发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且会持续一定时间。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充分、主动、灵活地借鉴利用先发国家的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当然,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各类企业的竞争中性,以及技术转让等活动的合规性。同时,继续加强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教育人文交流、研发合作等,但应注意保持更高的灵活性和开放度。

  

   二、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

   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获取新的全球化红利的必要前提,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在要求。

   (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塑造了“十四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语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要义在于正在发生的“东升西降”的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之间的角力与冲突。这里的“东”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主要是发展中经济体;“西”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是发达经济体。这一大变局悄然发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凸显于本轮的中美贸易冲突,并将在“十四五”时期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进一步演化和深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诸多变化。一是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国际上两种趋势、两种力量进入全面较量的关键阶段,中美从合作与竞争逐步走向战略僵持阶段,两国将在经济发展、国家能力、科技、网络安全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二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出现重大变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重构,将严重影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和方向;自动化与智能机器人对于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削弱,以及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直接动摇我国在国际经贸大循环中连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地位。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关于全球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全球保护主义逆风叠加劳动力要素供给下降和生产技术水平停滞,导致各国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国际贸易增速前景堪忧,国际直接投资稳定性严重不足;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风险日益集聚;各个经济体增长周期出现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负外溢性凸显。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期,也是我国参与塑造全球新格局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这既是顺应大势拓展我国自身发展空间的需要,也是主动作为彰显我国大国担当、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的需要。

   (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红利的分享助推了中国发展;中国的强劲增长也贡献了全球GDP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从经济体量上看,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但从融入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仍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全球份额尚不及商品贸易——2017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为6.4%,约为商品贸易占比的一半;而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比商品贸易的增速快60%。二是企业走出去还处在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在境外的营收有所增长,但即使是其中的一些全球性企业,其海外营收的比例仍不足20%。相比之下,标普500企业的平均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另外,2018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三是金融体系全球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2018年,外资在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占比仅为2%左右,在债券市场中为2%,在股票市场中约为6%。另外,中国2017年的资本流动输入和输出总额(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贷款、债券、股权和准备金)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MGI,2019)。四是全球治理中我国话语权还缺乏分量。在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APEC、G20等,中国的影响力在近年来不断上升,但总体上,这些国际组织与多边组织,还主要处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之下,中国的融入度和话语权都还明显不足。正因为如此,通过扩大开放提高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入度,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不过,在这个深度整合过程中,如何把握整合的节奏、结构性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是需要密切关注的,这包括过度依赖全球价值链、创新链可能带来的“卡脖子”问题,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保障,因合规要求带来的结构性改革压力,以及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等方面。

   (三)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扩大开放,意味着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1)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就是要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包括加快自贸试验区、自由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2)实施更宽领域的开放,就是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包括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等;(3)实施更深层次的开放,就是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

   这些新内容意味着扩大开放重心的变化,即从之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更加突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是更深层次开放的核心要义。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大力推进制度变革与创新,在开放领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1.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15位,名列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World Bank,2019)。我国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一方面,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产权保护,调整政府补贴、环保标准等;适应和对接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等未来经贸规则变化的大趋势直面关税制度、政府采购公开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重点实现市场化改革新突破。全面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手段;确立竞争中性原则,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实现市场监管的重点由一般市场行为监管向公平竞争审查的转变。

   2.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努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对外开放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应从量、质和制度规则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扩大对外开放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发展特色服务贸易;实行积极进口政策,利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贸易促进平台,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扩大中国对各国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二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稳步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优化资本品、消费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促进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数字化水平;推动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方向发展,助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鼓励外资投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贸易合作,优化贸易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布局。三是完善对外开放制度。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作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健全“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对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动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3.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

   “十四五”期间应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强化服务业内外标准对接、资格互认,降低服务贸易边境内壁垒。以中欧、中日韩及亚太区域一体化为重点,加快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双边、多边自贸网络。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和机构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放宽外资股比例限制。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与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

   4.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重塑全球经贸与地缘政治格局。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相融合。通过更加市场化、制度化方式来保证和提高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安全与投资收益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来计价与结算,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市场、产业、项目有效对接,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新格局,聚焦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深耕细作。总之,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局面,重塑全球经贸与地缘政治格局。

5.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迎接国际规则的重塑未雨绸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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