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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现在是保民生的关键时刻

更新时间:2021-02-22 15:11:34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倒闭、裁员、减薪情况普遍,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限制居民消费。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靠投资拉动增长并不是一个面临危机的最优选择。在提升居民消费上,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疫后时代”第二期,我们关注居民消费。

   今年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持续回暖。二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了3.2%的增长。但在这背后却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分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超消费。

   8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但综合1月至8月数据,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6%,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提醒到,在疫情时期,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负增长,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的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这说明经济走向复苏还需要逾越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是中国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一年多以前,我们采访王小鲁时,他就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结构失衡——政府投资太多,居民消费太少。

   一年多过去了,状况是否有一些改变?当疫情成为诸多新技术成熟落地的催化剂,它是否也能成为一个契机,撬动经济结构的转型?

  

   政府投资是短期政策,适当时机要及时退出

   《财新时间》:为了稳住疫情,整个国内经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新的GDP数据显示,有些方面是有所增长的,比如说基建或者房地产,但像消费、服务业的增长幅度就不太明显。

   王小鲁:我想可能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根据过去的经验看,消费的变动可能是个慢变量,比如当经济下行时,消费可能下降要慢一些,经济走向恢复的时候,消费的恢复可能也会慢一些。因为它首先要等待居民收入、就业恢复正常,还要等居民对经济增长建立信心。

   二,投资,从二季度从数据看,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增长,其中主要还是政府、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在起带动作用,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农林水利等这些方面。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民间投资。

   《财新时间》:这一轮面对新冠疫情,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和17年以前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如何?

   王小鲁:现在看来,并没有出现2008年那样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货币极度宽松的情况,还是适度的。但目前来看,政府投资扩张比较快,而且货币供应的增长也比较快。考虑到上半年经济是下行的,货币增长,M2增长大概是12%-13%。这个增长率和平常相比,不是一个太高的增长率,但和现在的经济增长相比就至少高出了十几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够宽松的了。现在需要把握合适的力度,不要导致过度宽松。

   《财新时间》:每次面临危机或者一些重大事件时,我们好像又会转向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但您之前说过,靠投资拉动增长并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模式。

   王小鲁:对,如果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可能在20%,或不到20%,世界平均消费率在80%左右,中国一直以来投资率比较高。

   改革开放以后的80、90年代,平均的投资率大概达到30%多,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消费率大概保持在60%多。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率,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相对快于其他国家的投资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但后来出现一个问题,特别是2000年以后,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这个趋势和持续的货币宽松有关系,也和政府持续采取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有关。

   从2000年到2010年,投资率占GDP的比重就从30%多上升到50%左右,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从60%多下降到50%以下,即特别高的投资和特别低的消费,这种情况总体来看是不正常的。最近几年这个情况有所改变,消费率有回落,投资率有回升,但投资率还是在40%多,比80年代、90年代还高十多个百分点,和世界平均比至少是2倍以上。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很低,一直在40%以下,这比世界各国的要低。

   这种情况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大量的投资造成投资过度,一方面投资效率下降,有很多无效或低效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扩大投资挤压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占比太低就起不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反而导致经济增长疲软。

   我觉得现在仍在结构调整之中,前几年投资率逐渐回落,消费率逐渐回升,这是一个合理现象。但在疫情冲击下,经济下滑比较快,政府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扩大投资,采取一些短期措施促进经济恢复,我认为是合理的。

   但投资要有一定限度,不能无限扩张,而且要选择合理有效的投资项目。时间上也不能长期延续,政府投资是短期政策,适当时机要及时退出。从长期看,要继续鼓励消费回升,促使过高的投资率下降。

   《财新时间》:您觉得现在促进经济恢复的政策力度足够吗?举一个比较细节的例子,在疫情刚爆发时,各地政府有不同的政策,如给企业缓交保险、前1、2月的缓缴到7月,但到7月大家的生产生活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些问题您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王小鲁:这些政策总体来讲我认为是合理、有效的。但这些政策是不是都能很好地落实,很多问题我觉得还需要研究和观察。

   如今年上半年GDP,无论是实际GDP还是名义GDP,整个上半年是负增长,当然后期有恢复。企业收入总体来看是下降的,企业利润是大幅度下降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上半年的国内增值税增长了5.9%,企业所得税增长了5.3%,从税务数据来看,上半年企业负担实际加重。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想部分是因为一些减免税政策的落地可能有时间上的滞后,因为从5、6月的情况看,税收是进入了负增长区间。但还是要看税收下降,税收下降幅度至少要和企业收入下降同步。不能企业收入下降很快的时候税收不下降,或者说下降的幅度慢于企业收入下降的幅度,那企业的负担就是加重的。所以,政策的落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财政部门的职能,财税部门负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职能,防止赤字无限扩大,所以它比较关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且它具体措施很多,如预交税,就是在没有实现利润之前先交所得税,过后如果交多了再退。这对保证财政收入是起作用的。

   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问题,即财税部门不仅仅是政府的账房先生,同时它还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部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要帮助经济尽快恢复,所以要减轻企业负担,这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减轻企业负担,而不是保证税收。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职能一定要平衡,财政部门不能单纯把自己看成管账先生。

   今年我看到一个比较突出的是社保缴费的减免,起了比较突出的作用,这项政策从上半年来看,减少了企业缴费大概是5000多亿,全年估算减少16000亿。

   另外,在这些政策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值得做,尽管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在我们国家因为失业保险覆盖不全,有很多的失业人员得不到社会保障。

   没有纳入失业保险的人以农民工为主。我们叫农民工,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城市常驻居民了,长期在城镇工作,但没有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中,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疫情可以成为政府支出结构转型的契机

   《财新时间》:现在失业保险领取手续、过程还是挺繁琐的,所以造成了达到率没有那么高,这些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王小鲁:我们可以考虑不延续以前通过各种繁杂的证明来证实自己失业,而是利用大数据。现在人人都有实名制手机,人人都有银行账户,在这种情况下,把现有的大数据很好地利用起来,是可以对这些失业人员进行认定的。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可以发现哪些人在就业,哪些人失业,谁没有收入了,谁已经不每天去上班了等等。我想现在就很需要主管部门尽快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认定失业者,这应该作为一个紧急的课题来做,迅速改善这方面情况。

   《财新时间》:疫情当中就业的问题很棘手,我们看数据,有的地区就业率也就两成左右,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王小鲁:就业和经济活动状况密切相关,现在经济看来是在逐步恢复,因为疫情控制住了,这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

   但是不是就业情况很快就可以改善?我觉得还不那么乐观,因为首先要等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我们现在的经济恢复可能仍然有短期的因素,经过了一段下滑之后,它有一个短期的反弹。所以下半年和明年的情况会不会那么好,还是要有待观察的。我判断下半年经济可能能够保持在正增长区间,但未必会很高,现在经济还面临很多困难。

   第一,整个世界处在衰退之中,它对中国必然有影响;第二,美国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这个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刚才说到我们还仍然有结构失衡,我们的消费率还是很低,这个情况的改变需要有更长的过程。所以短期内经济回升和就业情况,我认为都不会太乐观,未来一两年,我想很可能会有就业压力的问题,甚至有可能超过一两年,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财新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可能就业依然比较困难的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应届毕业生,我们在政策层面有什么办法给他们更多支持、保障?

   王小鲁:我认为主体是市场,要靠市场本身创造就业机会,市场好了,就业就会增加。但政府主要起一个兜底保障的作用,比如现在就把政策重点放在保民生方面。我认为保民生对就业能发生积极的影响。做好了失业保险,做好了就业的保障工作,促进消费尽快的回升,也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财新时间》:根据您之前的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比例和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次疫情会成为一个长期结构性调整的催化剂吗?

   王小鲁:我过去也做过一些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民生支出可能至少占政府支出的50%左右,甚至超过50%。而我们国家政府支出最近几年有改善,但是政府支出在民生方面可能还占不到40%。

   所以政府支出结构是需要改善的,这是一个很突出很急迫的课题——怎么能让政府手里的钱用到更有效的地方。现在正是需要政府花更多的钱用来保障民生的一个关键时刻。

   还有更长期的问题。我国两亿多被叫做“农民工”的这些人,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没有城市户口,大部分人也没有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很可能也享受不到,怎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所以我想疫情可能成为政府支出结构转型的一个转折点,下一步可以让政府支出结构变得更加健康、有效,更有利于改善民生。这方面我想不只是财政部门的事,它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事情。

  

   金融监管部门要从事先限制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财新时间》:您之前也说过,扶持私企、小微企业也是能够拉动消费、提高就业率,包括您之前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在2016年其实有个分水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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