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浩 蔡敏敏:当代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历程

更新时间:2021-02-21 23:21:00
作者: 吴浩   蔡敏敏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社会革命是构成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27)

   从前述讨论来看,虽然史学界并未就根本动力问题达成共识,但思想的长期禁锢被打破。首先,阶级斗争不再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是与科学文化、思想斗争等一样作为动力对历史发展起作用。其次,史学界加深了对历史发展动力复杂性的认知,逐渐由过去的动力“一元论”延伸至动力“多元论”,进而提出“合力”说。最后,史学界提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新的思考论题——历史发展动力背后人的作用,以及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推动下社会形态演进路径。

   (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反思开始触及动力背后人的作用,即“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1984年,黎澍发表文章,对长期盛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提出异议,认为这一理论来自苏联。实际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居于被奴役的地位”,仅仅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并非全部历史的创造者。(28)黎澍的文章,随即引发一场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讨论。从讨论结果来看,多数学者在“历史是由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剥削阶级在内的所有人共同创造的”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分歧在于“谁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主要存在以下观点:1.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仅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活动;(29)2.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但同时也应该肯定英雄人物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30)3.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31)

   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是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继续深入。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这场自由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过去长期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的教条主义唯物史观原理:一方面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另一方面杰出人物,甚至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得到客观认识。这一认知的形成对于历史发展动力讨论中尚未完全得到清算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理论完成了最后一击。

   (三)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的讨论

   “五种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的路径,长期被视作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80年代,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推动下,史学界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与反思。

   1981年,胡钟达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32)在讨论中,学者们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第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否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创立。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西欧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大致顺序作出归纳。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关阐释错误理解的产物。(33)一些学者明确反对上述观点。吴泽、张鸿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就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明确论证。(34)宋敏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形成完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应该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进而对原始公社制形成真正认识之后。(35)项观奇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三大奴役形式”——奴隶制、农奴制、近代雇佣制,标志着“正式从世界范围里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的规律”。(36)

   第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存在严重缺陷。杨生民、王加丰指出这一学说忽视了各民族、地区、国家的横向联系,以及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没有从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出发,而是将生产关系公式化为五种所有制与奴役方式,难以解释相同生产力可以形成不同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37)袁林指出这一学说存在两点逻辑缺陷:1.阶级剥削压迫形式的不同,只适用于作为区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标准,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2.忽视中间社会形态的存在。(38)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异议,但与之前的认识不同,他们承认“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历史进程,但具体到每一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可以存在一个或多个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或缺失。(39)吴泽、张鸿雁认为没有全部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国家与地区,往往是受到更加先进的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影响。(40)

   第三,关于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观是“单线”还是“多线”,以及这一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展开。一些学者坚持“多线论”的观点。马欣、陈剩勇指出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自然与历史条件相互作用,亚细亚的、封建的、古代的社会形态都产生于原始公社。(41)罗荣渠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观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即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元”决定基础上,受到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社会形态的演进路径是多样的。(42)一些学者坚持“单线论”。例如,1981年《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发表的《多线说还是单线说》,在批判“东西方历史发展二元论或双线说”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观归结为“一元或单线的”。(43)林志纯、廖学盛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历史分期,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包括从原始社会经过古代、中世纪至近代的各个不同阶段……这种分期是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一元发展,而不是多元发展;看作单线的,而不是多线的。”(44)

   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一些反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提出了新认识。胡钟达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学说分为三个层次: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2.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第一形态—阶级社会第二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3.阶级社会第一形态划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他认为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都是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的”,第三层次“只能认为是科学上的假说”。(45)庞卓恒、刘佑成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提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从因果必然关系的角度提示了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46)

   作为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深化,关于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的思考出现了“单线论”与“多线论”、“五种社会形态”与“三形态”理论的争论。实际上,从后知者的视角来看,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并非简单的相互否定关系,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新的思考。坚持“单线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在继续沿用这一术语的同时,实际上对高度强调五种社会形态严格依次演进的苏联版“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做出重大纠正。这一点主要体现他们在坚持这一理论代表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强调具体到个别国家与民族,允许出现一个或多个社会形态的跨越或缺失,从而使得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能够充分涵盖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多线论”支持者则把这种具体的特殊情况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多种路径,包容在马克思根据生产力与人的个体发展而提出的“三形态”理论中,使之具有丰富的解释力。因此,两种不同的认识殊途同归,都体现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思考与丰富发展。

  

   四、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

  

   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陷入了“沉寂”:一方面围绕唯物史观形成的热烈讨论几乎“戛然而止”;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热点与讨论并未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90年代初期的苏东剧变带来巨大思想冲击;二是随着学术交流深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思潮大量涌入国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力与科学性产生了怀疑,还有一些学者选择“沉淀”下来,利用一段较长的时间细心观察,静心思考。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讨论的延续,以及部分学者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与原理的重新解读。

   第一,在社会形态演进路径问题的探讨上,一些学者继续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批评,坚持“三形态”理论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概说。张雅琴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其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译为“经济社会形态”。实际上,马克思只是列出资本主义在欧洲起源时抽象出来的几种“经济形式”。它们隶属于马克思“三形态”理论中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47)段忠桥与张雅琴的观点比较相近,但在对“三形态”学说的理解上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属于第一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属于第二形态。(48)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继续坚定支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宋敏批评了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提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斯大林创立的“传统的单线图式”的观点,认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后共同创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发展模式。(49)伍新福认为胡钟达提出的三个层次学说,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创立的科学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50)吴泽、杨际平指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是说每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都会毫无缺失地依次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形态的演进会存在有条件、有规律的跨越式发展。吴泽进一步将人类历史上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分为渐变与突变(跨越性)两种形式:前者由内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政治表现)引起;后者有可能是内因引起的,也可能是内因与外因(民族关系、战争征服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共同作用引起的。(51)

   第二,个别学者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与原理作出新的解读。庞卓恒认为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本义,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不能等同于生产工具,而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由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发展,必然推动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以至一切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体系、文化价值观念、道德和习俗等交往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而非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52)

   通过“五种社会形态”与“三形态”理论之争,可见双方分别从不同侧面加深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相比,“三形态”理论与“多线论”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既有“回到马克思”对基本概念的重新考察,也能把“三形态”与马克思提及的几种具体生产方式充分联系起来论证。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在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路径的同时,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中渐进与跨越两种形式及原因的分析,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与解释力。

  

   五、21世纪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思考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沉淀”与“思考”后,面对21世纪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史学界对唯物史观展开了更加深入、全面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212.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