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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更新时间:2021-02-20 11:29:56
作者: 施舟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出现了一股的「道教热」。与先期的美学热、文化热不同的是,道教热不仅经久不衰,导致了大量道教经典与道教研究的书刊的出现,而且在大陆各地及香港地区相继成立了若干道教研究机构,甚而在中国二十多所大学建立了宗教系。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什麽宗教学的课程与研究。[1]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悠久历史的宗教,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大家并不以为道教在中国已是历史陈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

   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对它的重要性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算为过。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对宗教的打击抑制不仅仅是针对道教,佛教和儒教也深受株连。然而,我们可以说道教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而难以恢复。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不仅是儒佛道三教归一的基础,而且也是帝国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结合点。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百年前对道教研究可谓一片空白。只是到了光绪末年,中国、日本和法国的学者才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道教。当时盛行的佛教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道教研究的产生。1926年影印的《大明道藏经》出现後,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与此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对道教的哲学日益发生兴趣,道教对中国科技的贡献开始得到肯定,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也逐渐被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国际社会对道教的兴趣有增无减。《道德经》是当代广泛流传、被译成最多文种的汉语书籍,道教的修养法和宇宙论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尤其是道教的修养法,在国内与国外都同样热门。

   总而言之,一方面,道教在近代中国越来越衰微;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得到科学家、学者们的重视。科学研究导致了全世界对中国道教的认识,特别是引起了中国国内与国外对道教的再评价。

   本文将首先探讨清代以来道教遭受打击抑制的不同阶段及其基本原因,然後再进一步阐述道教研究所引起的对道教本身的新评价。归结来说,因为有了科学的研究,对道教的抑制活动才逐渐停止,而且才有目前的道教对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的新认识。

  

   一、抑制道教活动的开端

  

   自从满清入关,道教就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荣耀。清初,张天师(亦称「正一真人」)可定期进京朝觐,然而由於康熙年间民间宗教活动的加剧,官府三令五申禁止白莲、焚香、混元等宗教团体的活动,不许民间聚众念经,很快把矛头也指向了与民间宗教关系密切的道教。康熙十二年(1673)明确规定,「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康熙十六年(1677),诏令僧录司、道录司稽察设教聚会,严定处分。[2]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道教的抑制更加明显。乾隆四年(1739),诏禁正一真人及龙虎山法官往各地开坛传度,若自行考选道士、受籙传徒,将论罪处置。[3] 乾隆五年(1740),鸿胪寺卿梅谷成上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於是,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被停止朝觐筵宴例。[4] 乾隆十七年(1752),正一真人品级也由二品降为五品,而且不许援例请封。虽然十四年以後曾复升正一真人为三品,但与明朝相比,正一真人的职衔可谓今不如昔、形同虚设。乾隆五十四年甚至规定真人只能每五年进京朝觐一次。其後在嘉庆年间,清廷又一次以正一真人系属方外为由,认为不宜与朝臣同列。虽许照例朝觐,但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更直截了当地诏令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停其朝觐,着不准来京」。

   清政府对道教的打击同时也体现在其它方面。一直到清初,中国的国家礼乐之典基本上都由道士(乐舞生)职掌,这一传统满清朝廷也企图打破。乾隆七年(1742)设乐部,以简典大臣领之,置和声署官,以内府、太常和鸿胪各官兼摄,同时却诏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愿改业者除去乐籍。[5]

   在这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容忽视。虽然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被中外学者广泛地研究过,但是它的宗教政策却鲜为人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对待非基督教的宗教态度上相当矛盾。这场运动销毁了大量佛教、道教的寺观和民间的庙宇,如广东罗浮山的道观和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均毁於一旦。在南京,他们杀了所有的和尚、道士,以及许多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不杀回教徒,也没有毁坏南京的清真寺。虽然洪秀全也反对清儒,但他并不毁孔庙。[6]这背後到底有什麽因素在起作用,还是一个未解的疑问。

   有关道教在清代日渐衰落的历史,迄今为止尚未引起被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因而对它被打击排斥的基本原因,也从未有过具体的答案。在此,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及有关的史实供同行参考,希望引起各位研究者的注意。接下去我要说的,是近代中国对道教(当然也包含佛教及其它宗教)的打击抑制活动,并非到此为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活动甚至演化成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康有为的「废庙办学」与「创立孔教」变法主张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以其在戊戌变法中所扮演的保皇革新角色而着称。然而,在他「上清帝书」的众多变法主张中,真正卓有成效而鲜为人知的,却是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所上的《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他在此折中提出,中国民俗,惑於鬼神,淫祠遍於天下。每乡必有数庙,每庙必有公产。他建议光绪皇帝改庙宇为学堂,以庙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欧洲,责令儿童六岁以上者都必须入学读书。[7]

   至於废庙办学的原由,他在稍後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有十分明确的说明。也就是说,废庙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耻於欧美人士的蔑视。他认为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等中国於爪哇、印度、非洲之蛮俗,实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8]

   基於上述理由,康有为向清帝提出了「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的建议。以孔子配天,人民男女老少都应祀谒孔庙。每乡公举一名通六经四书的士子为讲生,每周以第七天休息,由讲生宣讲圣经,乡里男女老少必须到场。他请光绪在北京设立教部,在各省设立教会。民间之庙专祀孔子,并行孔子纪年以崇国教。[9]

   康有为的新孔教措施,诸如第七日休息、设讲生颂圣经、男女老幼集体默诵等等的出处是不言而喻的。光绪接纳了他的废庙办学主张,在1898年7月10日的诏书中提出:「至於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同时又宣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各省将军督抚,责无旁贷,勿存歧视,务当竭力保护」。[10]

   七月十日之诏一颁,立即在各方面引起反响。首先是那些对庙产垂涎已久的贪官污吏、地方无赖,在所谓废庙办学的幌子下,马上开始了掠夺侵吞庙产的行动。结果,康有为的对手乘机对此大造文章,刹时间京师谣言四起。有传言光绪入了天主教,并吃了康有为所进的药水,性情大变,准备在宫中设立礼拜堂;[11]也有人说北京某些大寺庙的僧人勾结太监,进谮言於西太後,指控光绪已从西教,以激其变。[12]总之,无论维新派还是复辟派,後来都承认此举为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契机。

   康有为和光绪皇帝这种废庙办学、创立新孔教的做法,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在华的传教士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英国新教派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1845-1919),更是「功不可没」。

   李提摩太於1870年来华,1891年接任当时以出版西学着称的同文书会(1894年後改名「广学会」)的督办,前後在职二十五年之久。他也在上海主持出版当时很有影响的《万国公报》。此报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发行量曾达到三万多份,後来的维新派甚至在北京(1895年)也创办了一份同名杂志。

   1895年,康有为首次在北京见到李提摩太。此前他已读过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很多书籍,并向光绪皇帝进献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计政要诸书》。据时人报导,光绪将其书置於御案,每日披览,「於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13]

   实际上,在康有为上清帝书之前,李提摩太已拟就一份改革方案,康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李氏的方案。李提摩太还告诉康有为,变法活动将得到英国政府的军事支持。後来,康有为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去当李提摩太的秘书。在成为光绪跟前的大红人後,康有为甚至提议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结果因为变法流产而未能如愿。无可置疑,李提摩太对康有为许多改革方案乃至整个戊戌变法活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三、孙中山、陈独秀等人的打破偶像活动

  

   如前所述,光绪年间的废庙活动并未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止。此後,民国孙中山就以破除偶像为他的革命事业的开端。

   所有孙中山的传记都提到,早年在坛香山求学时,孙中山诚笃参加各类宗教聚会与课程,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他开始信奉基督教义,就认定崇拜偶像是错误的,後来竟将他大哥孙眉家堂上供奉的关帝画像扯破,又劝牧场工人不要膜拜关帝。[14]孙中山自己日後也承认:「後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15]

   1883年,十八岁的孙中山返回广东故里。因为担心他在坛香山的故技重演,其父告诫他切勿蔑视乡间庙宇之神像。然而,按照孙中山传记作者的说法,当时孙中山已信基督教义,蓄意破除多神迷信与偶像崇拜。就在他回乡不久的中秋节,他与好友陆皓东率群儿并幼侄过村里的北帝庙(北极殿),拔去玄天上帝神像的一支手臂。其後又自磨小刀,潜往北帝庙,将玄天上帝侧的金花夫人神像手指切断,携带回家。此举大大激怒了乡人,孙中山因此无法继续呆在家乡,遂离家赴香港。同年在香港与陆皓东一起,以「日新」之名受洗於基督教纲纪慎会(公理会)。[16]

二十世纪初,继康有为、孙中山之後,中国文化界精英继续打着反封建反迷信的旗号,开始了一场声势更浩大、规模更广泛的「打破偶像」活动。陈独秀、胡汉民、蔡元培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起了有关破坏偶像的讨论。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成为全国性的打破偶像活动的号角。他在文中声称「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胡汉民、朱执信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习惯的打破》与《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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