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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大正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21-02-15 23:20:43
作者: 马大正  

  

   编者按∶2020年9月19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举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研讨会,著名学者马大正先生在会上提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开展对“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研究。由于会议发言时限,意犹未尽,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次访谈,没想到马大正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在中关村马先生的工作室中,我们听到了他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思考以及开拓者式的实践经历,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关键词∶边疆研究;大一统;多元一体;中国边疆学

  

   一、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

   问∶今天中国边疆研究蓬勃发展,它是如何从边疆史地研究拓展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答∶新中国成立前,有边政研究。1949年后,天翻地覆,把边政学作为历史的垃圾整个扔掉了,边政研究专家大部分因为有国民政府背景,也被打入另册,一些旧政权背景不太深的专家基本都转到民族史研究领域去了。其实,研究边疆不跟政府挂钩,是没法开展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边疆研究特别是当代的边疆研究,是没法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重点在民族史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丰硕。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些欠缺,我们的民族史实际上只是少数民族史,把汉族撇掉了,这不能归咎于民族史本身,而在于我们对民族的认识存在误区。

   20世纪6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从事民族史研究。1977年以后,我主要关注卫拉特蒙古。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开始介入边疆研究领域。为什么会关注边疆研究呢?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打领土笔墨官司,边界问题涉及边疆、民族,这些边界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近代的边界研究,也就成为当时边疆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那时这个领域禁区太多,材料看不到、文章发不出去,中国社科院在这种背景下于1983年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就是现在的中国边疆研究所,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通过社科院的名声,把边疆研究拓展一下。

   如何拓展?我们提出一个思路——边疆研究的范围应比民族研究要宽。以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为例,民族政策只是边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不能画等号,边疆治理、边疆政策包括民族政策,但民族政策不能代表全部的边疆政策。同理,边疆研究也就不能仅研究近代的边界问题,视野应该拓宽。

   我们当时提出∶边疆研究从历史上来说,就要研究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史,即我们的疆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边疆是我们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边疆,中国就不成为现在的中国了,因此,要研究我们中国的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我们发现,疆域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如果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成功,疆域就会拓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就得到发展;如果治理失败,王朝可能就崩溃了。但中国有一个特点,疆域发展呈螺旋形发展的态势,分分合合,最后还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研究的重点,这样我们就避开了禁区众多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当然也要研究。因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跟苏联还在进行边界谈判,所以,近代边界问题、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土等问题,不研究清楚是不行的。近代的边界沿革史还是要研究的。

   最后一项是我们提出从史学史的视野研究边疆的研究史。

   我们把上述内容称为边疆史地研究的三大研究系列,这样就把研究领域拓宽了,在全国反应还挺热烈,大家原来都盯着边界问题,材料看不到、文章也发不了,着急、发愁,研究领域扩宽后,边疆史的研究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成果越来越多。我把这股热潮称为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发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研究边疆不能光研究古代的、近代的,应该把眼光放到当代。90年代的研究氛围跟现在很不一样,要研究的当代边疆问题又很敏感,有很多禁区。我当时想,这个怎么研究啊?社科院的人跑到地方上去研究当代的边疆存在什么问题,人家理都不会理我们,觉得社科院添乱来了;而且当代的材料都是内部的,甚至是有密级的。院里说,这个你还得想想办法,因为我从民族所调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后,担任了行政职务,得抓这件事。

   后来,我们想了一些落实办法,主要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确定主题。因为你去调研,调研什么得想清楚。当时最热的是经济发展,但我们都是学历史出身,经济学我们外行,去搞一个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也闹不出来,因此,当时我提出,到边疆地区调研,就是调研当地社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除了经济发展滞后以外,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确定了这么一个主题,院里也同意我们的这种做法。

   另一个重点是要如何进行调研。中国社会还是讲究人脉关系的,只有中国社科院的介绍信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官方、军方、警方的支持,有这两个条件,我们到边疆地区,再找有熟人的地方,结合起来,就顺了。正好我原来做民族史研究的时候,在新疆的蒙古族自治州有些朋友,所以我们当时第一个调研点就选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因为我和这个州的领导关系挺好,我把调研意图告诉他们,调研就得以顺利展开。我们确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调研的两项重点∶一是蒙古族与州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如何,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演变;二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有384公里的边界线,当时与苏联存在4块争议区,这些争议区不是近代形成的,而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这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初次调研很成功。

   从此,我们把视野从边疆史地三大研究系列扩展到现实问题的研究。现实问题的研究也从除了经济以外各种问题集中于社会稳定面临的问题,比如,在新疆、西藏主要关注反分裂斗争,在西南地区主要关注毒品贩卖、枪支走私等问题,东北边疆则是朝鲜半岛形势发展走向问题等。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发展成中国边疆研究,则是因为它要面对现实。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不了,要用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才能理解和解决当代边疆问题。

   怎么能做好依托历史、面对现实、预测未来呢?关键在于求真求实,所谓求真求实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中国不同的边疆地区有不同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治理边疆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搞“一刀切”。清朝的皇帝也没有“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当然比清朝皇帝要高明。另外,作为边疆研究者,既要继承我们几千年来的边疆史地研究好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有当代边疆研究者自己的历史担当,不能回避现实,钻到故纸堆里去。当然,对边疆研究里面包括许多“绝学”的领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简单脉络。如今,边疆研究越来越热,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中国边疆研究深化势在必行

   问∶中国边疆研究中仍有哪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持续关注?

   答∶中国边疆研究蓬勃发展、全方位推进,形势喜人,但仍有很多可以深化和开拓的空间。这里试从继承和创新、开拓和深化两个维度略陈己见。

   (一)继承和创新

   中国边疆研究中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尚有许多问题仍可继承和创新。以愚见,如∶

   1.历史上民族政策中的“因俗而治”问题

   “因俗而治”是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为学人重视的一个大问题,论文、专著很多,综其成果来看大都是论其治边中的积极方面。但对因俗过度而对国家边疆治理造成负面影响,论者甚鲜!今天学人应立足现实、回观历史,对“因俗过度”的消极面的探究,给以更多关注。

   2.清代的民族起义问题

   对于清代的民族起义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价,不能简单因为反清、反封建统治就认为它都是革命。我们不能美化清朝的封建性,但在国家治理层面上,也应看到清朝治理的合理性。过去所有的反清运动都被认为是革命;现在对这个问题应该在国家治理大视角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再研究、再评价。有关清代打着民族旗号起义的问题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方面的争论,对我们当前的民族团结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正确史观来指导写出正确的历史叙述、用正确的历史叙述来引导群众呢?我以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化研究、慎重对待。有的民族起义我们可中性地描述,但有些打着反清的旗号,其实不是反清,实际上是狂热的圣战或民族屠杀,对此也不能美化(当然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屠杀也不能渲染)。这个问题,也值得大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问题到一个问题、一个人物到一个人物,最终由点到面进行深化研究。

   我们还应该寻找一个理论的平衡点,既要肯定反封建的革命性,也要承认清朝所进行的国家治理的合理性。这两者怎么能找到一个理论的平衡点?我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光从一个角度来说,现在肯定不行。统一新疆当然没问题,那镇压太平天国怎么看?镇压回民起义也死了不少人,怎么说?总得有一个说法。要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些治理是有合理性的,毕竟当时不能让国家乱。这个理论平衡点很复杂,处理不好,还会影响民族团结。我们边疆研究面临的任务是很重的,很多人都愿意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事、多做一些思考,这是好事。

   3.边疆大吏的素质和作用问题

   这个方面过去研究不够。在治理边疆过程中,边疆大吏的作用不可否认,每个边疆大吏的素质,往往关系到边疆治理的成败,以及边疆政策执行的效率。跟边疆大吏有关的,是清代在治理边疆时中央决策执行得正确或失误。以前对清前期的边疆治理,我们往往肯定其成功,但是在成功的前提下也有失误,哪些失误是时代性的?哪些失误是由于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哪些失误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做不到的?对于清晚期,我们往往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但是晚清收复新疆,除了左宗棠之外,如果没有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最高统治层的支持,左宗棠也做不了多少。虽然清晚期有一系列的卖国和丧权辱国的行为,但是在治理边疆上也有亮点,在边疆设立行省,比如在新疆建立行省就是一个亮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二)开拓和深化

   中国边疆研究,不仅具有以史为鉴的功能,而且还有咨政育人的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为决策服务。因此,边疆研究者应直面新问题开拓和深化。依愚见,如∶

   1.深化对以“疆独”、“藏独”为代表的当代分裂势力的研究

   我们在现实中面临分裂势力的挑战,原来是“藏独”,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疆独”后来居上。无论“藏独”,还是“疆独”,每个地区分裂势力发展的脉络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之所以能够成气候,关键还是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距离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藏独”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1959年的叛乱、达赖出逃、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到后来“藏独”的起起伏伏,在国际上成了西方国家制约我们的一张牌,达赖成了境外势力反华的工具,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不行。我们曾专门研究达赖在国外的活动,他的起起伏伏直接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系,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达赖的活动频率就低、调门就低,什么时候美国跟中国闹别扭了,达赖就跳得高。

“藏独”有什么理论吗?它跟“疆独”不一样,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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