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大正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21-02-15 23:20:43
作者: 马大正  
“藏独”的历史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达赖喇嘛的年事已高,境外的“藏独”势力也分化成几股力量,有少壮派要搞武装斗争,有的要走“和平路线”。现在“藏独”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从整个边疆地区安全的角度观察,新疆反分裂斗争凸显。我从1990年以后一直研究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反分裂斗争后来演变成了反恐斗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与“藏独”相比,新疆的分裂势力有理论基础,即“双泛思想”。这个“双泛思想”于19世纪末在中亚产生,当时,中亚国家为了反对大俄罗斯,形成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双泛思想”后来被土耳其接受,土耳其则强化和发展了泛突厥主义。20世纪初,“双泛思想”通过中亚、西亚的渠道传到新疆,当时,有些新疆留学的、经商的知识精英开始接受这些东西。正值杨增新任新疆督军,他打压“双泛思想”,防止其传播。但这个思想本身在新疆这片土地上有它的文化底蕴,新疆本地文化并不完全像中原的文化,所以“双泛思想”在新疆传播,符合一般思想、思潮的传播规律。

   一种思想出来了,通过精英们传播,这些精英们相信这个思想,并把这个思想政治化,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一个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要把政治化的思潮变成政治行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双泛思想”在维吾尔族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把这个思想政治化以后,结合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中,所以才有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它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妄图实现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所以不到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连维吾尔族的老百姓都接受不了。尽管这个政权只成立了不到三个月,但政治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虽然那些搞“双泛思想”的精英们逃出了中国,但是这个思想阴魂不散。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掺杂了苏联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我们把它称为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苏联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是通过相信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传进来的,并且苏联的力量也插手新疆。这样,新疆既有“双泛思想”理论的残渣余孽,又有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这两个大杂烩混到一起,把新疆看成中国的殖民地。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东突”比“藏独”要复杂,一个是它存在理论,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另一个就是当地的文化背景因素在起作用。为什么“三股势力”的宣传会起作用?因为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地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根不在东方,而在西方。极端的宗教思想就成了一个动员群众非常好的手段。新疆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复杂?这都是我们边疆研究需要面对的,要解释清楚的。

   当代反分裂斗争中,“台独”是一个特例,因为“台独”没有理论,只有手段,即“去中国化”。我们与“台独”的斗争,实际是与美国的斗争。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独”一天也存活不下来。边疆研究既要关注历史,还必须面对现实,这两者之间,历史跟现实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现在的边疆地区发生的一些问题,很多都可从历史上找到依据,正因如此,我才说,研究边疆是依托历史、面对现实、预测未来。这是我们边疆研究的历史责任,是研究者的责任担当。

   2.坚守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底线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是重大原则问题,是国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过精辟阐论。清代龚自珍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核心内容。这些都是大道理、大前提。有了这样的历史文化认知,大道理就能够管住小道理、大前提就能够管住小前提。我们要通过长期、扎实的研究,努力使这些大道理、大前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怎么看待中国特色的两大遗产?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的。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范围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区域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又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指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各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指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这种由多元到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首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华夏族;然后是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融入华夏族形成汉族;汉族出现后对周围众多的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密切联系、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会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都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使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中国境内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凝聚力强。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虽然有冲突和战争,但交流和融合是主流,各民族在共同生活、共同斗争中形成一个整体,在抵御外侮尤其是抵御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升华并空前释放出来。

   两大历史遗产是中国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原动力,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互补互促,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今天,我们更应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开展对两大历史遗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普及于国民教育之中。

   3.如何面对美国“新清史”流派的挑战

   “新清史”的提法源于美国,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以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C.Eliot)、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PeterC.Perdue)、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友枝(EvelynRawski)、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路康乐(EdwadJM.Rhoads)、达持茅斯学院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等人为代表。总体而言,“新清史”呈现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主张划清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二是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三是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四是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

   “新清史”流派最初的影响仅限于中美历史学界内部,但其所设置的一些命题、提倡的一些观念牵涉到我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诸多敏感领域。他们把清朝的边疆经略看作是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给清王朝贴上早期殖民帝国的标签;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即使研究者没有主观政治倾向,但实际上践踏了国人历史认知的红线,挑战了国人历史认知的底线。若任由这些观点扩散,确实会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产生外部干扰。更为严重的是,“新清史”流派的上述主张很容易被今天国内外的极端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粉饰自身分裂国家行为的“学理依据”与“思想资源”。面对“新清史”流派学理上的挑战,我们应采取冷静审视的态度,认真对待、深化研究、妥善应对,弘扬两大历史遗产是国人的历史文化认知的基础。有效“发声”,抢占舆论制高点,坚守国人的话语权。

   总之,“新清史”流派的学者虽然一直标榜自身研究的学术性,但其一些理论与观点确实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与煽动性,不但对我国传统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历史观形成挑战,更容易被国内外分裂势力所利用,从而消解中国当今对中国边疆地区管治的合法性,潜在的政治危害不容低估,需要高度警惕。我们应该防止其对我边疆民族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三、构筑中国边疆学是边疆研究者的历史担当

   问∶您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未来有何期许?

   答∶中国边疆学正在构筑的过程中,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基本认识,我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我看来,中国边疆学概念及其构筑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中国边疆学就是研究中国边疆从历史到现实所有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中国边疆极具中国特色,研究中国边疆的中国边疆学,当然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今社会信息很发达,学术交流与传播也很方便,导致一些西方理论到了中国就变成了香饽饽。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时,可以有效借鉴但不能盲从,一定不要忘记中国特色这个实际,要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事求是。

   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具备综合性、现实性、实践性三个学科特点。

   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二级学科该如何设置,也是一直以来我思考的重要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弄明白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想研究对象应该是有关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历史学与政治学这两块应可以很好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学的研究中去,可以作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下的两门最重要的分支学科门类。总体来看,中国边疆学学科分类设置是比较复杂的,既涉及学科内涵的认识,也离不开学科管理层面的诸多方面,学术因素与非学术因素均有所涉及,但我一直相信随着学科体系构筑的持续推进,对学科设置什么、如何设置等问题的回答会越来越清晰和完善。

   关于中国边疆学基本功能的认识,像我之前反复提到的,大体分为文化积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如果再具体去讨论的话,大概还可以分作四点。简单来说,一是要有描述功能,也就是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二是要具备解释功能,就是要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探寻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三是可以发挥预测功能,也就是在解决了“是什么”“为什么”后,应进而探索“怎么办”的问题。四是教育功能,作为综合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在对边疆社会的认识与分析过程中,本身就能够影响到广大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方面,在事实上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功能。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学需要集纳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提供有益经验。

   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只有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国的边疆,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边疆面临的一系列历史上的难点问题和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并作出科学的回答。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立后,才可望得到更合理的开展。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而强大生命力的客观存在又将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基础。

   目前,边疆研究很热,各路兵马都在论中国边疆学该怎么建,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我说这是一件好事,由原来大家不关注,成了大家都想发言,讲一点自己的想法,当然很好。但是我现在有两个担忧∶

   第一,我们提倡的是中国边疆学,现在有一些专家,把“中国”两个字去掉了,或是先说边疆学,再加一个一般边疆学,再来一个中国边疆学。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我觉得中国边疆这样一个边疆,在全世界除了俄罗斯有,其他都没有。小国有边疆吗?它们只有边境地区,没有边疆。边界是每个国家都有的,挨着边界的边境也有,但边疆则是有自己发展特点的地方,除了俄罗斯有边疆,包括美国都没有。美国所谓的边疆,特纳的边疆学讲的是开发西部,跟我们的边疆概念完全不一样。如果是边疆学,就要研究世界的边疆,世界很多国家没有边疆,不是给自己弄乱了吗?这是第一个担忧。

   第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外语好,用西方的边界理论来套中国的边疆,越套越乱。中国的边疆是中国特色的,它不是民族国家成立以后现代意义的边界。如果用现代意义的边界来看历史上的边疆,越说越糊涂。中国是东方国家,我们古代是有边无界的,那时的中国人脑子里没有那么清晰的边境线,这是中国的特点。

   因此,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边疆学。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访谈整理人∶杨东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一期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14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