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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0:53
作者: 刘德斌  

   内容提要: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既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既有重叠之处,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随着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着越来越多超越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正在向一个学科群的方向发展。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部落与族群/帝国与民族国家/西方与东方/中国史与世界史

   作者简介: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长春 130012)。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两者之间既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别。历史学源远流长,历经千年之变;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则刚刚度过第一个百岁生日。但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欧洲从世界的支配地位上跌落下来,美国跃居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苏联在与美国和西方的博弈中败北;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地位,改变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数量对比,一批非西方大国迅速崛起,更是历史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削弱了当今世界西方主导地位的根基。所以在今天,我们既看到有西方学者自觉地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缺憾,呼吁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构中来,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①同时也看到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界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持续努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就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只不过历史学家的视角和方法与国际关系学家不同而已。②尤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时候,较少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学派和范式争论的影响,也较少受到“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而这或许能为国际理论在历史转换时期的发展进步,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为所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所熟悉。但随着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学所涵盖的内容,所采用的方法,所形成的理念和流派等,越来越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样化,可以说历史学自身正在向着一个“学科群”的方向发展。因此本文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旨在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的“重叠”

  

   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的是主动的和自觉的,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也被视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人,他们的作品甚至也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经典之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兰克的《论列强》、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约翰·加迪斯的冷战史研究著述和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等,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也有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他“历史研究”的惯性发展,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侵入”他人的领域。可以说,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有许多“重叠”和“交融”之处。关于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密切关系,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的阐释。③这里仅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几个“重叠”之处列举如下,从中不难发现两个学科的“亲戚”关系。

   首先,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重叠”之处就表现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国际关系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学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实际上发挥着沟通两个学科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到国际史的发展进步,研究范围扩大到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往;研究对象从欧美日等大国扩展到小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以及非国家行为体。④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也一直关注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并逐步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纳入阐释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中来。在国际学术界,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与时俱进”的人也有很多,其中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的学术之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以学习和研究民族国家史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包括英国史、中国史和美国史,之后转向外交史和国际史,然后又转向跨国史和全球史。入江昭认为国际史的重点依然是民族国家,是国家之间甚至是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跨国史则涉及人类共同体的方方面面,主张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国际史和跨国史、全球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⑤

   地缘政治学也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和重叠的一个领域。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大多兼有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双重身份。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都是根据历史上不同势力之间竞争的得失来阐释他们的“陆权说”“海权说”和“边缘地带的战略”的。⑥实际上,地理因素一直在历史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都对地理因素对政体形态和战争胜负的影响进行过具体的阐释。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之后又分别将其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所谓“长时段”指的就是地理环境因素,包括地形、气候条件等,演化缓慢,但却对相关地区的历史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⑦现代地缘政治专家也都依赖历史分析来推测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观察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著名论断,风行一时。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全球化消弭国家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被高估了。法国观察家罗朗·柯恩—达努奇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并存。⑨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说“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并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场景。⑩乔治·弗里德曼甚至对欧洲“一体化”的进步“视而不见”,对今后欧洲的形势做出了十分悲观的预测。(11)历史经验一直是这些地缘政治学家观察和预判国际政治形势走向的出发点。

   大战略研究也是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重叠的一个重要领域。英国的利德尔·哈特是20世纪大战略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1941年发表的《战略论》影响了几代战略家。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建立在他对从公元前5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兵家胜败分析的基础之上的。(12)和其他西方战略家一样,利德尔·哈特也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孙子,他的《战略论》开篇就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几位地缘政治学家也都是战略家,“陆权论”“海权论”和“边缘地带的战略”都是一种大战略理论。战后西方学界堪称战略理论家的历史学家有许多,像美国的乔治·凯南、保罗·肯尼迪、约翰·L.加迪斯、爱德华·鲁特瓦克(又译勒特沃克、勒特韦克)、威廉森·默里和麦格雷戈·诺克斯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13)当然,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亨利·基辛格。这位“超级德国佬”纵横捭阖美国和世界政治舞台几十年,年逾九旬依然还在“指点江山”,笔耕不辍。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历史细节的熟悉程度和对现实世界历史渊源的解读、阐释能力,都达到了专业学者也难以企及的高度。(14)中国历史学界也有学者介入大战略研究。王家福教授通过对大国竞争的历史研究,在1980年代提出了“军事战”“经济战”和“知识战”三大战略流程说,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显示了超前的战略判断能力。(15)在美国,也有一批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大战略研究,如约翰·伊肯伯里、查尔斯·库普钱和江忆恩等。

   可以说,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有着“天然”联系。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之所以曾经渐行渐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二战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学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简约化”的影响,这门学科的历史学传统逐渐褪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19世纪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也被赋予了“普适性”的神圣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来重新认识世界,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被当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历史也被“简约化”了。随着“百年变局”的出现,历史又重回学界的视野,人们希望通过重新认识历史来认清当前的世界。

  

   二、部落:与时俱进的“前现代”国际行为体

  

   历史学中“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对“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也是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却可能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因为人们发现,虽然现代“民族国家”这种人类最新的组织形式已经覆盖了全世界,但有些“前现代”国际行为体却依然能够顽固地“幸存”下来,并且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其中包括部落、城邦和帝国等。在这些“前现代”国际行为体中,部落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但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形式,有些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千年以上。无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应对,这种“前现代”国际行为体都是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回避的研究课题。

   谈到“部落”,人们往往把它与“原始的”“落后的”和“偏远的”等描述性语言联想在一起,是古代社会的残余,应该早已被现代世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淹没了。但是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部落组织与“民族国家”并存。作为已经延续千百年的人类共同体,它们的凝聚力经久不衰。这些国家大都是在二战之后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与冷战期间的东西方对抗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之后,种族、部落、宗教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一次把许多国家拖入内战和区域动乱之中,并且成为跨国恐怖势力的温床,“失败国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国家构建”问题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16)著名人类学家菲利克斯·格罗斯曾这样写道:“我们又一次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经常面对、但却从没有能力解决的古老问题,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17)

虽然近年来许多中东和非洲国家形势趋稳,经济增长加速,但前景依然有许多未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一般认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四个阶段,(18)但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的这种阶段性过渡的特点并不明显,“民族国家”是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并非凤毛麟角,已经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现实”,但并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体系中来。(19)如何在理论上阐释部落制根深蒂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体系之中,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挑战。其次,中东和非洲的部落已经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封闭和落后的共同体,而是随着二战之后世界的变迁,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潮流交融在一起,并与种族、民族和宗教或教派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这使部落制的解读变得愈加复杂化了。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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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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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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