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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

更新时间:2021-02-11 01:29:12
作者: 陈瑞华 (进入专栏)  
程序正义只意味着被裁判者对诉讼过程的控制,却无助于对公正结果的影响和塑造。

   很显然,传统程序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对于解释对抗性司法程序的法律价值具有意义,却不一定适用于非对抗性司法程序;这种理论主要适用于司法裁判程序,而对于行政程序以及刑事审判前程序缺乏解释力;这种理论主要关注被裁判者对诉讼过程的控制和影响,却忽略了对裁判结果的控制和塑造;这种理论只在裁判结果具有客观的公正标准的领域具有解释力,却无法适用于那些存在合作、和解、调解和协商因素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下面依次作出简要分析。

   (一)非对抗性程序的适用?

   对抗性司法程序的存在,是传统程序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所谓对抗性司法程序,是指控辩双方具有利益冲突、处于对立诉讼地位的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拒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就使得控辩双方处于诉讼对抗的状态,而法院作为“第三方’’,则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负责通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来解决控辩双方的争议。从诉讼过程上看,这种司法程序要受到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的规范,被告方与国家刑事追诉机构可以进行理性的诉讼对抗,在充分行使诉讼防御权的前提下,获得那种由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主持的公正审判。所谓的“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裁判者要听取双方的陈述’’、“判决书要陈述理由“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疑义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等所体现的无非是基于诉讼对抗的程序正义。而从诉讼结果的角度来看,这种司法程序要受到国家追诉、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的约束,国家通过对犯罪人采取统一的刑事追诉活动,避免了那种将追诉权完全操控在被害人手中所带来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可以按照刑法所确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和刑罚幅度,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获得相对的实体正义。

   但是,假如控辩双方放弃诉讼对抗,被告人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那么,这种对抗性程序正义价值还有适用的空间吗?答案是可疑的。从1996年我国确立刑事简易程序以来,只要被告人自愿认罪,放弃无罪辩护机会的,控辩双方基本上就保持了一种诉讼合作局面,法院基本上不再对定罪问题进行实质性审理,而是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形式化的审查和确认。而自2012年以后,我国法律先后确立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认罚程序,引入了两种控辩协商机制,控辩双方可以针对量刑问题进行对话、协商和达成协议,法院经过形式审查,对这类协议大都予以确认。可以说,在上述非对抗性司法程序中,被追诉者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的机会,裁判者的中立性变得不是十分严格,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己经被对话、协商和妥协所取代。与此同时,控辩双方不再通过诉讼对抗来影响裁判结果,而是直接对裁判结果实施了直接塑造和控制,寻求一种基于“利益兼得”“互利双贏”的结果。法院不再按照法定标准来寻求客观的实体正义,而是更多地尊重控辩双方对结果所形成的诉讼合意。对于这种建立在非对抗性司法程序的价值问题,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显然不再完全适用。

   (二) 庭审外程序的正当性?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庭审理环节,注重审判程序的正当性。所谓的“程序正义”,又经常被称为“公正审判”。在一些国家人权公约中,所谓被追诉者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其实就是程序正义的代名词。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英国自然正义的两项法则,还是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条款;都是围绕着法庭审理的公正性而确立的价值标准。所谓“听取另一方的陈述”,说的就是裁判者不得单方面接触诉讼一方的意思;所谓“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说的就是裁判者保持中立无偏的地位;所谓“平等武装”,说的就是控辩双方在裁判者面前进行平等对话;所谓“陈述裁判理由’’,说得更是裁判者遵从程序理性原则的意思。

   但是,在那些没有第三方参与的程序中,这种程序正义理论还能适用吗?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侦查程序还是审查起诉程序,都不具有基本的诉讼构造,而具有刑事追诉程序的性质。这些程序还能实现“公正审判”的价值吗?与此同时,在法庭审理之外的活动中,特别是控辩双方在庭外围绕着认罪、量刑、赔偿等问题展开的非正式协商活动中,程序正义应当如何体现呢?尽管对于上述庭前追诉活动和庭外协商活动,法院都会进行一定的司法审查,但是,在法庭审理基本上流于形式的情况下,这种程序如何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呢?

   由此看来,传统程序正义理论无论是对庭审之外的争议解决活动,还是对庭审之前的刑事追诉活动,都缺乏基本的解释力。这种从“公正审判”理念中脱颖而出的法律价值,对于审判以外的程序和形式化的审理程序,都难以直接适用。

   (三) 结果公正有客观标准吗?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认为同时存在着两种独立的价值:一是过程的公正性,二是结果的公正性。而结果的公正性是具有客观标准的价值,那就是发现事实真相,避免冤枉无辜者,准确实施实体法。但是,这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标准,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标准。而一旦适用到个案之中,法院所作的有罪判决或者无罪判决,究竟是否符合“事实真相’’,或者是否正确适用了刑法?答案恐怕是不确定的。正如罗尔斯所断言的那样,在理论上或许存在这种抽象的公正裁判结果,但在现实中却无法找到实现这种结果的程序。毕竟,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诉讼程序,法院作出事实误判,在适用法律上滥用自由裁量权,这些都是防不胜防的。在这一方面,程序工具主义理论提出的“程序公正是实现结果公正的手段”,这种断言就显得过于自负和武断了。

   当然,程序本位主义理论放弃对裁判结果公正的追求,注重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强调程序正义在维护被裁判者人格尊严、诉讼主体地位等方面的意义。这种理论认为公正的程序不一定实现“正确的裁判结果”,却可以实现法律程序的附带效果。但是,假如裁判者就连事实真相都没有发现,这种裁判结果又怎么谈得上是“公正的结果”呢?而一种将结果公正弃置不顾的程序正义理论,又怎么能保证被裁判者和公众对法律程序产生尊重和信任呢?

   很显然,传统程序正义理论坚持裁判结果具有客观的公正标准,这种论断是令人置疑的。在法律实践中,面对某一具体个案,裁判者抛开法律程序,去寻求事实真相,追求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实现一种外在的“理想裁判结果”,这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或许,任何裁判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这终究要在法律程序轨道内来加以检验。离开正当的法律程序,去寻求所谓的“公正裁判结果”,这都会走向法治的反面。同时,任何公正的裁判结果,都离不开控辩双方通过诉讼参与,来对这种结果施加影响、塑造和控制,并体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合意。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非正式的协商程序之中,而且即便在对抗性司法程序中也会有所体现。通常而言,法律程序越是公正,裁判结果就越是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恰恰为控辩双方影响和塑造诉讼结果提供了空间。

   (四)被裁判者不在乎裁判结果吗?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强调被裁判者的参与机会,注重一种形式化的程序公正要求,忽略了被裁判者在裁判结果上获得实体收益的需求。其中,程序工具主义理论树立了一种外在的公正裁判结果,强调法律程序对实现这一结果的工具价值的保障作用,至于这种裁判结果对于被裁判者有无实际的利益,论者则几乎从不关注。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则过于重视被裁判者“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强调尊重其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甚至断言只要程序公正可以实现,被裁判者和公众都会对裁判产生尊重和信任。这种论断显然有些过于自信了。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无论诉讼程序有多么公正,无论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得到多么充分的保障,他们对于定罪判刑的结局还是会不服判的,甚至作出“裁判不公正”的评价。

   假如我们关注一下基本的社会经验和常识,那么,传统程序正义理论的这种过于偏爱“过程正当性”的局限性,就显得有些幼稚。其实,德国学者耶林曾提出过“为权利而斗争”的命题。我们不能因为重视“诉讼程序内的斗争”,而忽略了“实体权利”的重要性。美国学者杰里•马修援引过的古埃及那首著名的诗歌,指出“陷入困境的人既渴望胜诉,也希望向你倾诉衷肠”。我们也不能仅仅重视“倾诉”的重要性,而忽略“胜诉”的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处于被裁判地位的当事人,都不会仅仅关注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而忽略最终的裁判结果。在很多场合下,对有利裁判结局的追求,会成为被害人、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但可惜的是,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忽略了被裁判者对有利的实体结果的重视,误以为只要诉讼过程符合公正的要求,由此产生的裁判结论就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基本的社会经验和常识的。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程序正义理论,从保障被裁判者权利的角度来追求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对于被裁判者来说,既要保证其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也要确保其通过积极的参与获得实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最有利的裁判结果,这才是一种公正的法律程序所要实现的最好效果。

  

   三、协商性司法的兴起及其所面临的争议

  

   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兴起的背景、原因、特征及其适用后果,目前己经有诸多具体详尽的研究,本文对此不再重复讨论。但是,假如将这两种制度视为协商性司法的两种模式,并与对抗性司法程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颇有新意的制度总结,从而为我们反思程序正义理论提供必要的制度根据。从形式上看,这两种协商性司法程序似乎都背离了传统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甚至可以被作出“程序非正义”的评价。但是,从这两种程序成功实施的经验来看,传统程序正义理论似乎无法适用于这些程序,对于这种程序需要确立另外的价值评判标准。

   (一) 量刑协商程序

   尽管在制度形成的时间上,刑事和解程序要先于认罪认罚程序而存在,但就其适用范围和实施效果而言,认罪认罚程序显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谓“认罪认罚程序’’,是被追诉者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与检察机关就量刑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就案件的宽大处理达成协议,法院对该项协议加以审查并作出快速裁决的特别诉讼程序。这种程序具有两个基本环节:一是被追诉者与检察机关达成量刑协议,二是法院通过一种快速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在量刑协商环节,被追诉者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与其就量刑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作出适度的量刑减让,在双方对量刑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被追诉者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据此提出量刑建议。而在庭审环节,法院既要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量刑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形式审查,也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否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实质审查,经过审查确认量刑协议的合法性的,法院即可据此作出量刑裁决。

与普通诉讼程序相比,认罪认罚程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存在着一种检察机关与被追诉者的协商要素,也就是检察机关与被追诉者就量刑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和达成妥协的程序内容。由于我国法律奉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双方不能就指控的罪名和犯罪数量进行协商,也不能就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进行让步。因此,所谓的“控辩协商’’,主要局限在对量刑问题展开谈判并作出妥协,由此又被称为“量刑协商”。二是对于被追诉者认罪认罚的案件,控辩双方在法定“宽大刑事处理”幅度内展开协商,这种认罪认罚本身属于一种独立的法定从轻量刑情节,其宽大程度介于坦白与自首之间;检察机关按照一种阶梯式宽大量刑方法,根据认罪认罚发生的时间早晚,确定相应的宽大幅度,以此作为对被追诉者尽早认罪认罚的奖励。三是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法院采取一种间接和书面的简化庭审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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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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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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