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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人口结构转型的背后,哪些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更新时间:2021-02-11 01:20:51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系列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对我们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正常的人口结构转型。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阶段。不同的是,我们的转型速度比较快,发展势头比较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就没有年轻人,就只剩下老年人了。实际上,这只是不同年龄的人口结构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一个变化过程。转型后期,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目前,除了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以外,我们还看到其他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延长,人口的健康状况在改善。因此,人们可就业的时间也在延长。我现在还在工作,按法定的退休年龄我应该已经退休了,但是我认为我继续工作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在将来会越来越普遍。

   我们人口的教育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从事复杂劳动的能力在增强,生产效率也在提高,这些变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会缩短,而我们的闲暇时间则会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更多的挑战,那就是新技术革命和人力资源需求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这一革命正在大量替代简单劳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几年前机器人AlphaGo就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很多人能够做的事甚至是很复杂的事情都可能被机器替代。

   机器首先替代的是简单劳动,比如我们过去需要大量的人力从事搬运、简单加工等工作,而现在这些工作可以迅速地被自动化。另一方面,很多复杂的劳动也可以逐渐地被替代,比如说医生过去给病人看病,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机器、人工智能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替代医生来给人看病,只要它积累了足够大量的数据。同样,教师、文秘、翻译等工作,很多原来我们认为属于复杂劳动,不能被替代的,现在也正在被替代。

   这种替代意味着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对某些人力资源的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产业对普通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要求上升了,过去大家只要会干活就行,能做背东西、搬运等体力劳动就行了。而现在,这些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要具备专业技能。我们的新产业、新技术领域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在这些领域往往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另外,就业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自由职业者在不断增加。大家可以不用再每天8小时到某一个公司去上班。而是可以在家里干活,灵活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同时,各种灵活就业也在大量增加。

   综合这些方面的变化来看,它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方式都会发生重大的变革。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或者说劳动力短缺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状态。

   实际上,就业难和人力资源短缺的并存,原因就是人力资源的供求结构发生了错位。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和人口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人口、教育、公共服务等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进行调整,以解决人力资源供求错位和当下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

   哪些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有几点我想提一下。

   一,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亟需发展。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独生子女,等到他们组成家庭,成为社会支柱时,这样的一对工薪夫妻在照顾四位老人的同时,可能还要照顾一两个孩子,他们怎么能够照顾这么多人?这就意味着很多功能要由社会来承担,这不是改变、拆散家庭。家庭这个基本的单位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消失,其基本功能都会存在,但是社会要为它分担一些必要的功能,例如照顾老人、托幼等可以由社会提供帮助来解决。

   现在有2亿外出的农民工,他们留守在家的父母和儿女由谁来照顾?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重视,缺少家庭教育、家庭关爱,可能使他们在心理上出现很大的问题,等到他们成年后走入社会,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认为目前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我们亟需发展一些社会服务,比如商业化的养老产业、半商业化或者非商业化的社区养老、助老和托幼等服务。

   二,新城镇居民亟待安家落户并加入社会保障体系。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4%,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全国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居民,其中大约有16%的人是没有城镇户口的,也就是大约2.3亿人没有获得城镇户籍。同时,现在城镇的4.4亿就业者中,至少有1亿多人没有享受到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亿人没有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并且几乎所有的新城镇居民都没有享受住房保障。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他们一样在城镇工作,一样为城镇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同等享受应有的保障和服务。这些问题谁来解决?当然需要政府承担责任。

   农民工的留守子女缺乏家庭关爱,而随迁的流动子女跟随父母进城,但很多人并没有获得同等教育的机会。这些问题也需要解决。

   有些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通学校很难进,即使入学也许还会受歧视。所以他们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但一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可能并没有达到要求,所以教育部门往往会将这样的学校停办。但是,如果不让办学,怎么解决这些进城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都是政府不能推卸的责任。

   除此之外,城乡转移的劳动者职业技能亟需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需要改善。过去人们只要会干活就行,但现在需要有专业技术。同时,由于现在人口的高度流动,与家人分离并且缺乏社会保障,这都不利于他们参加教育培训,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累积。企业要给职工进行职业培训,恰恰需要这种相对稳定的就业环境。

   农民工子女的家庭关爱、社会关爱和教育问题现在是突出的短板,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长久以来,不少的地方政府更多关注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等,热心于固定资产投资,而对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等缺乏重视,没有尽到责任。我认为这是亟待改变的一个现象。

   三,过高的投资、过低的消费制约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我们国家现在的资本形成率过高,去年大约是43%,也就是说GDP中的43%都拿来投资了,消费只占了55%。资本形成率差不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倍,也比我们2000年以前的资本形成率高约1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20-30个百分点,世界平均大约在80%左右。也比我们上世纪80、90年代低近10个百分点。

   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最有利于发展?经验证明其实并不是。

   过高的投资率会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同时还会引发消费的不足,这也制约了需求端对经济的支撑。没有足够的内需,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人口的消费过程也是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过程,过高的投资率导致了大量的无效投资,导致了产能过剩;与此同时,因为消费率过低,又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在内需不足的条件下,要拉动经济是很困难的。这其实就是一种结构失衡。

   四,现有的教育体系不适应新的市场需要。

   这反映在刚才说到人力资源的供求存在错位,很多急需的专业技术工作者不足,企业招不到这类人,但是每年7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中,又有很多人找工作非常困难,这就是一种错位现象。

   在职业教育方面,适用的技术工人和专业服务人员短缺,但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在萎缩。2013年全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674万,2019年下降到493万,为什么会萎缩?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教育部门独家办学,内容老化,质量不高,学用脱节,又不鼓励甚至限制企业办学、社会办学。这方面的问题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五,创新型科技人才严重不足。

   我们国家产业发展仍然是技术模仿多,领先创新少。这其实就是一个高质量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窄。他们的基础训练好,擅长背诵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却培养不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型思维。

   我们的高等教育形式过于单一,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北大清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想考的都是北大清华,只要你能考得进去,但是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或者多少万分之一的人能够进去。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剩下的人怎么办?

   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应该多样化,应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我们的教育不能是一种单一形式的教育,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亟待改变。

   我们现在要进入“十四五”时期了,结合上面说到的问题,我认为有几方面的改革是非常需要的。

   首先,政府职能需要转变,把市场能够承担的职能还给市场。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改善收入分配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任务。市场能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政府把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承担起来,并把这些事情集中做好。

   其次,政府的支出结构也需要改变,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把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扩大和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第三,城镇户籍改革要加快,户籍制度制约了很多常住人口由于没有户口而得不到需要的公共服务,我们首先需要促进新城镇居民在城镇安家落户,放开绝大多数城市入籍的限制,并且保证新城镇居民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第四,我们的收入分配需要改善,要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加强收入再分配,从而也促进消费回升。

   第五,我们的教育、医疗、科研等公共服务体制也需要改革,其中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发展多渠道、多主体、多种形式办学、办医、办教育、办科研,公办民办并举,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办职业教育,促进产学研结合搞研发。

   这些是我认为“十四五”期间重点需要解决的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对这些方面的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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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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