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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否定性理性与辩证法思维特质:兼论辩证法用于经济分析的限度

更新时间:2021-02-10 23:58:5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摘  要: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辩证法思维嵌入在否定性理性之中,这体现为对现实存在的观察以及现实问题的发现。同时,否定性理性不仅符合对人类理性的本体论认知,而且也符合对人类理性的起源学认知,它注重对人类能力和现实世界的怀疑。进而,由否定性理性就衍生出了对待现实世界和流行理论的批判理性思维,它致力于对特定假设下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进行逻辑审查,从而强化了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这意味着,否定性理性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本质,它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差异性;相反,肯定性理性却是人类思维的异化,它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范式进步就需要积极引入嵌入否定性理性的辩证法。不幸的是,哲学层面上的辩证法在内涵上呈现出某种含糊性,以致使用起来通常会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就严重限制了辩证法思维对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以及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一些学者往往还形而上地理解辩证法,进而将实在矛盾视为事物的存有目的与其实存之间的暂时冲突,这就使得辩证法思维带有强烈的肯定性理性;进一步地,他们还将辩证法与机械历史唯物论相结合来预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这又使得辩证法思维进一步庸俗化了。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辩证法;否定性理性;肯定性理性;批判性思维

  

   本文载《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

  

   一、引言

  

   西方学说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植于深厚的肯定性理性之中:一方面,它高度肯定人类的能力,进而将现实世界化约成可以一种理性的并因而从理智上可理解的结构;另一方面,它又肯定现实的合理性,把通过理性揭示的存在视为比非存在更为可取的真理。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就嵌入了唯理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紧张关系,进而产生出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之间的逻辑悖论。[①]那么,如何化解内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矛盾和悖论呢?根本上,就需要引入否定性理性及其派生出的批判理性思维,需要以批判性眼光来审视流行的肯定性理性以及相应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进而反思西方社会的文化认知及其孕育出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此而言,我们的探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需要揭示出嵌入在人类理性中的否定性内容,由此考察人类理性的根本特质;另一方面,需要挖掘出发源于古希腊的否定性理性传统,由此辨识辩证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辩证法思维,我们的认知就不再是停留在社会实在上,也不再局限于对社会现象做静态的分析和解释;相反,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洞悉现象背后的本质,可以系统考察社会事物的矛盾运动。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剖析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而采取积极行动来推动社会的有序变革和良性发展。

   不幸的是,在当前社会以及学术界,无论是人类理性认知还是辩证法思维,都显著地被肯定性化了,这就导致否定性理性的式微和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一方面,长期以来,科学主义及其带来的唯理主义思维全面渗透在现代公共教育之中,乃至青年学子更热衷于“接受科学知识”而非“审视流行学说”,进而就抹杀了深刻认识和改造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哲学思维,辩证法本身也内在着强烈的不确定特质,乃至辩证法思维在使用和发展过程就逐渐呈现蜕化,进而被塑造成一种对社会发展进行阐述和预告的僵化模式。正是由于否定性理性的式微和批判性思维的缺失,辩证法就难以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切实而广泛的应用,进而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本章主要做以下三方面的工作:(1)从起源学和本体论上对人类理性的根本特性进行学理性探究,由此引出对批判性思维的关注;(2)对嵌入在辩证法思维中的否定性理性因子进行深入挖掘,由此来考察辩证法思维在认知和改造现实世界中的积极意义;(3)对辩证法思维的现实蜕化及其不良后果展开系统剖析,由此来警示辩证法思维应用于分析具体经济现象和解决具体经济问题中的限度。最后,本文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对否定性理性的挖掘,就可以清楚辨识出嵌入在辩证法思维中的高次元特质,进而重新界定辩证法思维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的应有价值,致力于发展问题发现型而非历史预告型的辩证法。

  

   二、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理性

  

   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构建出了易于掌握和使用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②]进而,由于其理论和原理都根基于理性分析,从而也就被视为客观和科学的。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也存在着这样的严重问题:它所根基的理性分析仅仅是体现形式逻辑的数学运算,并且,正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化为一种现象解释型的而非问题发现型的学问。[③]那么,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是否体现出了对人机器行为的真正认识。柯林伍德就强调指出,“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美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在这里,自我-认识不是指关于人的身体的性质的……而是指关于他的认识能力、他的思想或理解力或理性的知识”。[④]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究竟什么是人类理性呢?

   为此,我们首先从本体论上对人类理性加以剖析。柯林伍德写道:“人类是唯一终究能思想的动物这一信仰,无疑地是一种迷信;但是,人比任何其他的动物思想得更多、更连续而更有效,而且他的行为在任何较大的程度上都是由思想而不是由单纯的冲动和嗜欲所决定的唯一动物。”[⑤]一般地,真实世界的人类具有这样两大特性:(1)不同于只关心自身利益且短视的其他动物,人类具有更长远的认知能力,并且能够为实现长期利益而抑制短期的需求和欲望,这就体现出人类理性的本质内涵;[⑥](2)人类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博弈论理论世界中的个人利益‘直接最大化’的‘计算机超人’”,[⑦]更无法将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完全地纳入考虑之中,无法构建出一个永恒而完美的未来秩序,这也反映出人类理性存在着绝对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理性既不是上帝先验赋予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人类理性存在着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尤其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共同演进的关系。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劳动创造了人,人的理性也是在劳动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才得以生成、发展和提升。

   同时,在对人类世界和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人类理性往往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1)它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体现为不断发现和反思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呈现出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特质;(2)它又体现为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构建,尤其体现为通过“干中学”和“学中思”来纠正和完善现有秩序的能力,从而呈现出向肯定性理性和建构性理性逐渐发展和演化的特性。也就是说,人类理性存在着不断发展和提升的动态性。进而就意味着,一方面,任何阶段的人类理性都具有有限性,人类也无法构建出一个不变的最优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助经验和探索来认识或揭示现实状态的不合理、不完善和不理想之处,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改进和优化。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实世界的人类理性与其是说肯定性的,不如说是否定性的。马尔库塞就写道:“否定性阐述人类存在并永远陪伴人类存在,它表现为在这个否定的系列中,人类正是借助这些否定,体验着、把握着、介入着世界。”[⑧]

   显然,由否定性理性所衍生出的对待现实世界和流行理论的基本态度,就体现为批判理性思维。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对思维展开的思维,是对我们自己或他人就特定情形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进行评估,尤其是审查推理过程是否符合逻辑。这意味着,批判性思维不是反理性的,而是根基于理性之中,是运用理性来辨析相关论点和理论的合理性,包括概念是否清晰、根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有效等;同时运用理性去审视现实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事实,剖析它们的成因以及存在的问题。陈波写道:“批判性思维服膺理性、逻辑和真理,是一种讲道理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它的基本预设是:任何观点或思想都应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为自身辩护;在理性和逻辑面前,任何人或任何思想都没有对于质疑、批判的豁免权。‘把一切送上理智的法庭’,可以看作是批判性思维的基本主张和口号。善于进行批判性思维的人具有这样的个性特征:心灵开放,独立自主,充满自信,乐于思考,不迷信权威,尊重科学,尊重他人,力求客观公正。他们随时准备对所面对的各种观点和主张进行评估,以便确定什么样的信念最适合或切近于当下或长远的目标,不断发展出新的阐释,以便改善其对周围世界的理解;积极搜寻对所提出的阐释的质疑、修正或反驳意见;对所搜集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以便更有效地做出决定和选择;如此等等。”[⑨]

   在学术大众化时代,尤其需要引入和强化批判性思维。这主要基于以下两大理由:(1)我们在长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填鸭式地记住了一些传统智慧,相应地,植根于我们头脑的形成意见、做出判断、做出决定以及形成结论这一思维过程本身就可能囿于传统智慧,由此也就会存在错误;(2)我们在给出自己结论的推理过程中往往会屈服于一己之利、一厢情愿的思维以及其他种种诱惑,从而只看见自己可以并且愿意看到的一面,由此也就产生出认知偏见。相应地,批判性思维就要求我们能够摆脱各种诱惑的摆布,摆脱情感、贪欲、偏见等的干扰,进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和得出正确的结论。摩尔和帕克就写道:“无论我们写文章、提建议或者作决策,如果我们不是随心所欲地敷衍了事,而是对自己的论证展开反思并不断完善,我们就能生产出较好的思维产品。完善我们的思考的办法就是进行批判性思维。”[⑩]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否定和批判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社会经济进行理性分析以及理论研究者对流行理论及其推理过程展开评估和甄别的根本特点。

   事实上,现代理性主义的勃兴源于笛卡儿的哲学革命,它将真理的来源从启示或权威转向了人的理性探索。根本上,笛卡儿引领的理性革命就表现为对世界的怀疑:任何事物都可被怀疑,只有那些禁得起最严格怀疑的才是真正的实在。这种对世界的系统性怀疑表现为:(1)感官提供的证据往往是不确定的,因而必定会招致怀疑;(2)上帝也可能故意把我们引入歧途,乃至我们在熟知的事情上常常也会受骗,因而也必须受到怀疑。同时,笛卡儿还设想,存在着一个向人们灌输错误观点的“邪恶精灵”,它使我们误信那些自以为明白的东西,甚至连自己是否存在都是可怀疑的。这样,笛卡儿就掀起了对既有世界的怀疑思潮:除非是那些能够以理性加以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否则就不能承认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在笛卡儿看来,我们唯一不能怀疑就是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意识,以及自己的存在。笛卡儿的逻辑是:当一个人怀疑他是否存在的时候,他必然是存在的,否则他就无法怀疑他的存在。由此,笛卡儿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公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儿倡导的理性根本上是否定性的,由此也就导向了批判理性主义。问题在于,笛卡儿主要只是将怀疑作为正确开始认识的一种手段,而进行怀疑的依据则是理性:只有那些能够以理性逻辑加以清晰而明确认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受此影响,理性就被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乃至产生这样一种后果:理性成为肯定人间文明中一切的标准,而那些不合理性逻辑的东西则是不合理的;进而,由理性创造出来的东西才合乎理性,才是合理的。这样,清晰而周密的理性推理就成为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从而也就导向了肯定性的唯理主义思维。

  

   三、从起源学上看人类理性

  

从起源学上看,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起来的理性根本上是否定性的。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特征:(1)对人类能力的怀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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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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