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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更新时间:2021-02-09 17:25:29
作者: 孙伟平  
人财物与信息一样全球高速流动,流行疾病、群体骚乱、生态灾难等的跨地域扩散也前所未有。以上各种加速往往叠加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眼花缭乱,整天疲于应付,陷入紧张、焦虑和不安之中,却并不知晓相关变化的意义、方向,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最后,人工智能的能力和自主性日益增强,可能通过自主升级获得远超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例如,智能无人系统往往是以任务为中心制造的,为了完成任务,其自主性行为是否可能偏离设计者的初衷和预设?尽管超级智能最初的算法可能是友善的,但是否可能通过自主的调适、学习产生“异心”,变得富于攻击性?超级智能是否可能突破算法中预设的限制而不断升级,获得人类难以理解的智能和力量,采取人类未曾预料、却极具危险性的行动?超级智能是否会与其他意图相似的超级智能结成超级智能组织,通过“脑机接口”、人工神经网络之类实现对人脑的监控,反过来统治虚实结合的未来世界?超级智能是否可能依据自己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背景知识,形成一套“非人类中心”的“智能标准”,重估一切价值,特别是判定身体和智能都存在限度的人类“数量太多”“浪费资源”“扰乱秩序”“用处不大”,从而为人类的繁衍、发展设限?面对这一切,技术悲观主义者一直忧心如焚,陷入了一种不断强化的心理异化状态。如詹姆斯·巴拉特(J.Barrat)认为:“机器并不憎恨我们,但随着它们获得宇宙间最不可预测、我们自己都无法达到的高级力量,它们会做出意想不到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很可能无法与我们的生存兼容。”8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觉得,人类很可能会遭遇“整体存在性风险”:“如果有一天我们发明了超越人类大脑一般智能的机器大脑,那么这种超级智能将会非常强大。并且,正如现在大猩猩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人类而不是它们自身一样,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超级智能机器。”9科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生前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要警惕智能“新物种”招致人类的灭亡,“终结”人类文明史。

   迈入智能社会这样新颖、独特的高科技社会,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主从关系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人正在丧失作为创造、掌握和利用科技的主人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适应高科技“座架”要求的“附庸”。与工业社会基本可控的“科技的负效应”相比,当代科技对人的异化不仅表现出“量”的差异,而且呈现出“质”的不同:面对智能技术对整个世界的全方位改造与重塑,面对智能技术范式对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面对整个社会的高速运转,面对各种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不仅丧失了以往那样从容驾驭的自信和能力,而且只能配合这种技术的范式和逻辑习惯性地“跟随跑”。在庞杂的智能系统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人们别无选择,只有信任、依赖越来越聪明、能干的智能系统,“托付”它们采集、存储和分析大数据,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全天候的服务,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而进行日常治理,甚至作出关键性的评价和决策,在危急关头自主进行处置。“计算机已经成了真正的决策者,而它也确实精于此道,虽然偶尔还是会发生一些小意外。”10人们慢慢地从内心里觉得,智能系统比人更有知识、更加可靠、更有效率、更加公正,交付给智能系统会导致比人类亲自调查、评价、决策、治理更好的结果。人们被这种日渐外在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技术的逻辑”俘获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技术的逻辑”所展示的理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将被智能化塑造的社会架构、社会治理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选择。人们努力习惯智能机器的节奏和智能系统所范导的生活,努力习惯生存体验日益丰富多彩、生命经验却日益贫乏的生活方式,并进而在“娱乐至死”的狂欢中遗忘了自己,甚至连“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希望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之类问题,也与自己的主体意识、反思和批判精神一道被“悬置”起来了。

  

   二、“社会排斥”与人的存在荒谬化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通过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器生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工人受剥削的程度相比农业时代反而愈益深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逻辑”无孔不入,机器的广泛使用取代大量的体力劳动,“机器节奏”和“机器时间”大幅提高劳动强度,不断加剧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的不平等,造成雇佣工人相比农业时代更加悲惨的命运。马克思立足工人阶级的立场,考察了工业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异化理论,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物化、异化现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归纳为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即工人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1卢卡奇、列斐伏尔(H. Lefebvre)、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机器的使用,对此也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和尖锐的批判。

   迈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伴随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狂飙突进,社会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都正在被深刻地改造。新的实践将包括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都置于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经济的勃兴,社会生产力的飙升和总体经济规模的膨胀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相对滞后,因此,是否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平等地获益,目前并没有经济规律、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予以保障。日益明显的事实是,由于生产力结构中科学技术的占比大幅上升,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信息、知识取代土地、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智能时代的资源、财富和权力正日益集中到资本所有者和技术精英手中,马克思所揭露的工人——智能时代可以更确切地名之以“数字穷人(处于数字鸿沟之弱侧,缺乏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的文盲、技术盲等)”——的相对贫困、无力、低贱等异化现象则愈加严重。“在经济方面,最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更有影响力,而缺乏技能的人则会变得更穷、更加边缘化。”12在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如果不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放任资本与智能技术联姻,“资本的逻辑”与“技术的逻辑”结盟,社会图景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精英群体像变魔术一般快速地积聚海量的财富,金钱对他们来说丧失了满足物欲的传统价值,转换成了衡量成功的社会符号、攫取社会地位的通用手段,而他们对超额利润的贪婪和对“成功”的无止境追求,正在成为隐藏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网络中的统治;“数字穷人”除了被以隐蔽的方式盘剥,还将面临智能机器取代人工作、抬升失业率,进而不断拓展数字鸿沟、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排斥等新风险。

   众所周知,在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数字鸿沟、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就已经成为令人沮丧的社会难题,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令此雪上加霜,而且演变出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智能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不仅加剧了数字鸿沟、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加剧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的“外在的不平等”,而且正在酝酿一种更严重的“内在的不平等”,即借助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和智能设备,特别是通过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生命权的不平等。假如社会治理原则、政策和法规不予限制,一些精英群体便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基因增强,或者通过智能芯片植入、人机一体化等方式,使自己及后代的基因更加强大,更少患病、更慢衰老,至少可以有效改善身体的机能,使自己更加健康、更加智能、更富有适应性;而“数字穷人”这样的群体则由于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例如资源的稀缺、难以负担的高昂价格,不仅不可能得到无差别的机会,而且由于生命体相对而言更加“弱智能化”,必将大概率地输在竞争的过程中。例如,尤瓦尔·赫拉利(Y.N.Harari)认为,人工智能使当今世界正经历从智人到“神智”的巨大飞跃,其革命性比从猿到人的转变还要深刻彻底;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化成为“神智”,多数人将沦为“无用阶层”。“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13

   社会信息化、智能化与以往的一切科技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智能系统的自主性日益增强,正在获得多方面的、日益强大的“类人智能”。虽然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并没有导致大规模失业,“因为随着旧职业被淘汰,会有新职业出现……只不过,这一点并非定律,也没人敢保证未来一定会继续如此”。14面向未来,职业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大相径庭,最悲观、最极端的预测是智能机器无所不能,人类最终都会失业。这当然是危言耸听,但无论如何,这一次创造的新职业、新岗位很可能远远少于减少和被替代的旧职业、旧岗位,而且毋庸置疑,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将提出更高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要求。相对普通劳动者而言,智能系统不仅可以拥有远超人类的体力和耐力,而且正“进化”得越来越“聪明”,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智能系统和产品的制造成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却往往成倍地跃升。目前来看,智能机器不仅在替代人类从事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肮脏、有毒、危险环境中的工作;而且瞄准了战士、交警、法官、律师、医生、教师、诗人、画家、舞蹈家等曾被认为“专属于人类的工作岗位”。劳动、工作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利”、特有的本质性活动。尚处于摸索过程中、但昭示社会发展趋势的无人驾驶、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无人银行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我们先不必争论它们是否完全做到了“无人化”,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生产和服务正在全方位自动化、智能化,大幅度减员增效已是大势所趋。此外,与传统意义上需要养家糊口、对劳动条件和待遇有所要求的普通劳动者相比,各种智能系统不仅更加“自律”“勤劳”,而且往往“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堪称“劳动模范”。可以预见,它们将会取代很多人类工作岗位,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智能产业崛起的同时,造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波澜壮阔的“技术性失业”潮。

“数字穷人”是这个时代毋庸置疑的弱者,眼看着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大潮奔涌而至,既缺乏清醒的观念意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更缺乏应有的技术本领和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织以利润、效率为目标,越来越青睐智能机器,越来越热衷于“无人化”,自然不愿意雇佣工资和福利要求越来越高、劳工权利意识却越来越强烈的“数字穷人”,“技术性失业”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难题。“数字穷人”所拥有的唯一的核心资源,即自己以体力和时间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在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都曾经不可或缺,但在被各种智能系统持续不断地排挤、取代过程中,正在丧失既有的优势,甚至丧失利用的价值。他们被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除了抱怨不断涌现的花样百出的“该死的智能机器”,回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美妙时光”,甚至陷入了找不到憎恨、反抗对象的迷惘之中。因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类被“拟人化”的智能系统所取代、所排斥的群体,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马克思所揭露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那种需要反抗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例如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因雇佣而产生的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社会关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社会排斥”:“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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