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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清末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更新时间:2021-02-06 23:26:36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奉天,今沈阳。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

   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

   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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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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