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光斌:世界政治学的提出和探索

更新时间:2021-02-05 16:21:47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尤其是应该理解世界历史的复杂性,作为资本表现形式的投资和贸易可以和任何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结盟而非必然去改变。无疑,投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社会结构的改变,通过贸易催生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中间阶层,比如中国历史上称之为“买办阶级”,“买办阶级”因资本主义贸易而生,无疑是亲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在历史上又是什么样的?又比如,改革开放所催生的新商业阶层,实业家们更主张自主性利益,而金融阶层有的虽然可能更亲外源性资源,但他们并不必然追求政治制度的改变。学术研究不能靠理论的假设去推演,只能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中去发现真相。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也存在多种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国内制度变迁并不是必然一一对应的关系,资本主义可能非常间接地影响到国内政治并因而间接地影响到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世界政治研究追问的是国内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同源性和同频共振现象。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国内外政治联结起来、甚至同频共振而具有世界政治性质呢?无疑是政治思潮。这样的判断来自历史经验而非意识形态假设。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在北美、欧洲大陆的胜利,伴随着革命或者推动着革命的无疑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关切就是财产权,那么财富是怎么来的?作为贩奴者的约翰·洛克提出了17世纪最有力量的殖民主义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不算财富,殖民者开垦之后才算财富,而且贩奴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贸易。国内自由主义的对外形态就是自由帝国主义,到19世纪末,在欧美内部,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彻底确立,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形成。历经三个世纪形成的殖民主义体系,意味着西方征服了世界。为了让世界接受这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论证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合理性乃至神圣性,几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展了“文化帝国主义”即旨在改变人们心理结构的论述。第一代文化帝国主义发生于19世纪中叶,其代表就是小密尔之父在《英属印度史》中的人种等级论,托克维尔也是在白人优越论基础上为法国在非洲的殖民行动辩护。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第二代文化帝国主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其新教伦理就是一种文化优越论,这其实是白人优越论的文化表述。第三代文化帝国主义发生于冷战后期,表达的是制度优越论的“历史终结论”。民族自决权是对人种优越论的一种解放运动和解构性表述,但是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似乎俘获了一些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国内政治因此而被改变,从而维护着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

   资本秩序引起国内政治的不平等,因此激发了以平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殖民主义体现世界政治的不平等,激发了民族自决权诉的民族主义运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就构成了一副宏大的世界政治图景,昭示着近代世界演进的路线图。无论是文化优越论还是制度优越论,说到底是文化殖民主义的隐喻表达,因此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依然是时代性重大问题,正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依然是鲜活的政治表现。

   显然,只有政治思潮的角度,才能明白世界政治的实质和国际关系的真相,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也才能理解美国突然要对中国搞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战争。说到底,中国道路不仅解决了民族自决权问题,还冲击了长期信奉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的西方,中国的发展不但改变了自己,也正在改变几百年来形成的不平等的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而是谁主导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问题。仅仅在理解中美关系实质的意义上,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也亟须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

   与政治思潮有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构主义,它是一个好理论,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显然不是在讨论这些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政治思潮诸如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是如何“认知”国际关系。重视观念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基欧汉等人也只是局限于观念对于个案性政策的影响,而不是研究宏观历史的世界秩序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指望作为研究单元的政治思潮回答所有问题,因为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性概念,有深层结构、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研究单元。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思潮,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乃至比较政治研究都忽视其重要性,从而导致研究质量的下降。政治思潮研究单元主要用于理解深层结构问题,而深层结构是理解国家主体的单元层次、社会主体的次单元层次的前提。比如,关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判断,很多人(尤其是国际关系的“票友”们)停留在单元层次上认识问题,即以国际关系的种种现象而审视中美关系,以至于把目前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归咎于中国外交方式,这显然是因为缺少深层结构的认识而颠倒了因果关系。事实上,美国所以不惜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正是为了护卫自己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个深层结构,而中国以自己的发展而可能改变这个几百年来形成的深层结构,然而发展权是中国的一种自然权利,美国企图剥夺这种自然权利,所以中美遭遇战似乎是一种必然。世界政治更深层的是全球治理问题。

  

   三、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

   作为学科的世界政治学至少包括两大部分:世界政治的演化轨迹(世界政治史)及其在现实世界政治的一些连续性现象、基于世界政治史而形成的世界政治理论。笔者认为,无论是世界政治史还是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对于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具有什么功能、历史政治学处于怎样的学科地位,已有专文论述。简单地说,历史政治学就是研究历史的情景性(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时间性和本体论上的结构性关系主义而提炼概念和知识,并研究善治之道。在诸多政治学流派中,历史政治学堪称中国政治学的代表。

   (一)世界政治史与历史政治学

   世界政治学的基础是世界政治史,正如经济史之于经济学、政治史之于政治学、国际关系史之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十分诡异的是,国际社会科学中有发达的世界经济史、国际关系史、国别政治史,唯独没有世界政治史。个中原因或许是,世界政治史是研究近代世界的政治真相,这个故事太血腥、太不公正了,因此才有“去国家化”的全球史的兴起,以物化的全球史掩盖国家主体所展开的血腥的世界政治史。

   如何书写世界政治史?如前,重要的研究单元有技术、资本和政治思潮,其中资本和政治思潮的关系最值得重视,或者说资本和思想的互动构成了世界政治变迁的基本历史。作为史学的世界政治史,其中的“政治”就是资本和思想的互嵌而构成的一种结构性关系(网络);理解这种历史存在性,需要时间性方法论和条件性认识论。比如,如果停留在文本上去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多人就会膜拜有加,甚至认为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如果引入时间性和作为条件的情景性,就会明白,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种族主义的自由帝国主义理论,中国人就不会盲目地视之为“经典”,就不会不自觉地被思想殖民。把思想置入时间性和情景性中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思想所构成的世界政治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政治学是一种“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因而是寻求真相的世界政治史的一种最佳研究路径。

   (二)世界政治理论与历史政治学

   如果说世界政治史是世界政治学的基础,世界政治理论则代表着世界政治学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最能真正解释世界政治的现有理论还是帝国主义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世界体系理论、旨在维护不平等结构的文明冲突论,还有笔者寻求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这些理论的研究路径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

   ——帝国主义论。关于帝国主义的认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种族帝国主义鼓吹者,第二类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鼓吹者,第三类是以霍布森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描述者,第四类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批判者、革命者,第五类是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为维护现状结构而“去帝国主义”者。无论什么政治立场,只要回到世界近代史,就能发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另一面是帝国主义政治,即当欧陆列强之间搞实力政治的均势政治的同时,列强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而且列强主导的世界政治结构依然没有改变,今天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国际关系理论那里,谈论现实主义必然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到了70、80年代,流行的结构现实主义做到了“去帝国主义化”,即将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家性格中的帝国主义属性彻底抹去,使得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国家之间都是中性的“实力政治”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学被认为是美国特有的社会科学,其核心假设是基于“实力政治”而达成“均势”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冷战学”前沿的国际关系学完美地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但这个作为政治任务的论述,在中国却变成了学术标准乃至价值标准,久而久之,“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被请进历史博物馆。然而,不但美国对待伊朗和委内瑞拉的行为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对待华为公司难道不也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盗行为吗?国际关系学本来是历史学的副产品,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做到了“去历史”,历史政治学路径必然“找回历史”,引入时间性和情景性以重新认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本质属性,避免自我忽悠和误读现实。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论。如果说帝国主义政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在笔者看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研究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概念,就是在回答帝国主义的历史的国家的根源。沃勒斯坦是历史社会学的代表学者。赵鼎新认为,老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就是历史政治学。确实,沃勒斯坦论证“中心国家”的逻辑堪称历史的政治社会学:中心国家的出现是因为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竞争力,而资本主义竞争力源自强大的国家统治能力,国家统治能力或者自主性程度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法国式碎片化社会结构难以形成强国家,而英国的共识性社会有助于形成强大国家。沃勒斯坦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根本性地否定了英国兴起中的低税制和代议制民主等传说,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依然无视如此耀眼的知识财富而“发明”出所谓的国家兴衰的三原则:国家目的悖论、私有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事实上,这些理论不但是非历史的,还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一道障碍不就是世袭制土地制度吗?

   ——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美国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存在“文明的冲突”。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范式”是一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而文明冲突的世界政治结构无疑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着千年的恩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但是伊斯兰文明中没有大型核心国家,因此伊斯兰文明不会对基督教文明构成根本挑战;而两千年前形成的儒家文明主导的东亚秩序将强势回归世界政治舞台,而且有中国这样的巨型的核心儒家文明国家,将是对基督教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挑战。文明范式的世界性影响自不待说,而文明范式就形成于时间进程这样的历史政治学分析概念。

——世界政治体系论。根据500年来的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政治史,依据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互动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以政治权力结构为核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假设,政治权力结构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而其形成过程中文化权力或政治思潮具有中介机制性作用,即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所达成的一种结构通过政治思潮的影响而合理化、合法化,从而形成普遍性接受的一种权力关系。因此,我们主张将政治思潮视为研究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99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