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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原忠恕

更新时间:2021-02-04 10:12:10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摘要:“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一、忠恕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

   “忠恕”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一次,孔子对弟子们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说完,孔子就走出去了,把悬念留给了门生。孔子所以单提曾参,是他知道曾参会晓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其他门生不明所以,于是问曾子:“何谓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就是说,孔子讲的他的一以贯之的道,不是其他,而是“忠恕”二字,这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

   还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说:“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论语》虽没有给予明解,但此处所贯穿之“道”,至少应与“忠恕”有关,或者竟是以“忠恕”为主的德教之道的总称。因为紧接着孔子又发为感慨,跟子路说:“由!知德者鲜矣。”孔子教学生的课程,除了“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课和实践课,以及《诗》《书》《礼》《乐》的经典文本课,他的弟子也还对老师的教学内容作过另外的概括,这就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是指“六艺”之文,行是指德行,即个人的道德修养,特别是“立于礼”。忠是指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能够做到坦白无所隐匿,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忠”与“诚”可以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信是指与人交往过程能够说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内心有诚,对他人必然有信。故《周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亦即忠信是进德的前提条件。忠信不存,德业之修也就没有可能了。“立诚”是“居业”的前提条件,诚不能立,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孔子还曾经宣示,他的信条是:“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其实,如能做到“过则勿惮改”,也就是忠信的表现。“毋友不如己者”,讲的也是应该亲近讲忠信之人。这方面的义涵,《论语》中多有重出。《颜渊》篇亦载孔子的话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所谓徙义,就是遇到好的思想义理,就能够向其靠拢。皇侃《论语义疏》释“徙义”云:“言若能以忠信为主,又若见有义之事则徙意从之,此二条是崇德之法也。”诸家之释大体相同。程树德《论语集释》亦云:“主忠信则本立,徙义则日新。”则“徙义”也是日新之德,只要忠信之本不动摇,日新之德并不与之发生矛盾。所以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一次强调“闻义”而能“徙”,而且把“不善”而“能改”作为以忠信为本的崇德修身的重要事项。

   《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孔子言说,都是孔子的弟子或七十子的后学所辑录,其可信性不成问题。《小戴礼记》又称作《礼记》,其《礼器》篇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笔者多次讲过,“敬”这个价值理念是“礼”的精神内核,而此处将“忠信”视作“礼之本”,兹可见“忠信”这个价值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礼记·儒行》亦载:“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则直接称“忠信”为人生之一宝。《礼记·大学》也说:“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孔子一再讲的“志于道”(《论语·述而》),看来也只能靠为人行事的忠信品质才有望达之。

   《大戴礼·哀公问》亦有载,一次哀公向孔子请教,一个人具有怎样的品质才能称为君子。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孔子又讲了很多成为君子的条件,但第一位的是“躬行忠信”。《左传》的一条记载也值得深思。《左传·文公元年》冬十月,穆王始立,需要与邻国修好关系以卫社稷,由此认识到忠信的重要,而且认为需要从谦卑开始。故他提出:“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孔子提出“忠信”的问题,本来是为了崇德,此处以“忠”为德之正,认为“信”可以固德,是非常新鲜的见解,而认为卑让乃“德之基”,尤其令人警醒。

   《论语·卫灵公》记载,一次子张提出一个问题,即怎样使自己的行为得体而又能为人所接受。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孔子这番话可是大有讲究。阐述的题旨,当然是言与行的问题,因为“行”是和“言”连在一起的,即常语所谓的“言行”是也。他告诉子张,就言行而言,最重要的是言要守忠信,行要笃实庄敬。如果做到这一点,即使到了礼义文明落差比较大的部族国家,也会畅通无阻;反之,如果言不守忠信,行为不笃实庄敬,就算在自己的本州本里,也难以行得通。孔子主张,应该让忠信笃敬的观念常驻心宅,站立的时候,仿佛能看到忠信笃敬就在面前;驾车的时候,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就写在车前的横木上。达到此一程度,方可以放心地行走和行事。子张深以为然,于是便将这些话写在了绅带上,作为自己的警示语。还有一次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孔子似乎不想对“仁”下一个定义,总是喜欢从各个侧面来描述“仁”的内涵和特征,这在整部《论语》都是如此。此处是强调作为“仁”的构件的“敬”和“忠”的重要性,重要到即使来到不大讲究文明礼义的华夏之外的部族,也不丢弃忠、敬这两种品质,那就很接近于仁了,这与回答子张的问题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对于“忠信”的品质,孔子可以说三复其义、四复其义,谆谆教诲,不厌其烦。《论语》开篇,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也是将“忠”和“信”纳入自我反省的最主要内容。这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后面的第三项“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其实也与“忠信”有关,或者至少可以解释为:老师反复传授的包括“忠信”在内的崇德之道,自己是不是反复学习了?这是需要每天都自我反省的。所以然者,盖由于曾参最了解孔子这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本文开篇已详论此义,此处不再赘言。

   传统义疏也有将“传不习乎”作另外的解释。如何晏等注、邢昺义疏的《论语注疏》,何晏的注即为:“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宋人邢昺的义疏也写道:“凡所传授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妄传乎?”何注和邢疏的意思,“传不习乎”是曾子反省自己平素是否时时讲习,以及教授别人的时候是否有妄传之事。皇侃《论语义疏》也持斯意:“凡有所传述,皆必先习,后乃可传。岂可不经先习,而妄传之乎?”此种大家之解究竟如何,余尝疑焉。今人杨伯峻的解释则比较简明,作:“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与本人的看法比较接近。曾参固是孔子的仅次于颜渊的最得意的弟子,据说《孝经》就是曾子所作,但曾参小孔子四十六岁,因此当他讲“每日三省吾身”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弟子,似不好确定。上引古人以及今人的解释,未能将最后一项与前面的两项反省内容联系起来,不能无憾焉。然笔者的释义也只是略备一说而已,不敢自专,还请博雅通人多所是正。

   “忠”还和“敬”相关。上引《论语·卫灵公》孔子所言“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就把“忠”和“敬”并列双提。孔子讲的君子的“九思”,其中有两思,就是“言思忠,事思敬”(《论语·季氏》)。这里需要特别提出,“事思敬”的义涵来源于《尚书·洪范》。《洪范》“九畴”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其第二畴就是“敬用五事”。而“五事”指的是貌、言、视、听、思。按照孔安国的传注,貌指容仪,言指辞章,视指观正,听指察是非,思指心虑所行。孔颖达所作之义疏解释得更加明白晓畅,认为“貌”是容仪,“言”是口之所出,“视”是目之所见,“听”是耳之所闻,“思”是心之所想。关键是,此“五事”都须秉持“敬”的精神,不断用“敬”义提示着,所以名之为“敬用五事”。这与孔子讲的“言忠信,行笃敬”以及“言思忠,事思敬”,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敬”是人的自性的庄严,是本人对“敬义”的诠解。所以《周易·坤·文言》有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立敬”和“立诚”一样,都是崇德修身的头等大事,但“敬”需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所以孔子以“事思敬”和“行笃敬”二语概括之。

  

   二、忠恕的义理内涵

   现在我们再回到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因为只有明了忠和信的关系、忠和诚的关系、忠和敬的关系,才有可能把握“忠恕”的准确义理内涵。请先看《大戴礼记》的一条记载。事情的起因,是哀公向孔子请教,他应该学习哪方面的学问更合适一些。孔子说,那么就学“行礼乐”和守忠信如何?哀公说可以,但希望忠信说多了而不致带来副作用。孔子说,这怎么可能呢。问题是,如果不明白忠信的内涵,又对讲忠信感到厌倦,作为人君就不可以了。其实只要明白了忠信的内涵,又能躬行其道,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人君行忠信,百官也以忠信来承事,使得“忠满于中而发于外”,民众也以此为鉴戒,天下就不会有忧患了。接着,孔子便对忠信和和忠恕的理念作了一番透彻的说明: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与知忠信?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义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则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备,毋患曰乐,乐义曰终。

   孔子的此番论议,涉及忠、中、恕、外、德、政、官、事、患、备十个观念,而且提出了知忠、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备的问题,意即对这些理念不仅要学,还要做到学而能知,知而能行。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按《说文解字·心部》:“忠,敬也。从心,中声。”段玉裁注云:“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尽心,就是“忠”之义,或俗云“将心放正”。故“忠”因“尽心”而致“中”而生“敬”。“知忠必知中”者以此。至于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备等,可以认为基本上是《尚书·洪范》思想的延续。下面,让我们对孔子回答哀公之问所说的各项思想理念稍作检视。

《洪范》是当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请回殷的大仁之臣箕子,向其请教大禹治水时的“彝伦攸叙”的具体含义。所谓“彝伦攸叙”,就是王者施政的道德次序。箕子因此作《洪范》,畅论“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大戴礼记·小辨》记载的孔子所讲以“忠”“恕”为代表的各种观念,其义理大都与《洪范》相合。“九畴”的内容,一是五行,二是敬用五事,三是农用八政,四是协用五纪,五是建用皇极,六是乂用三德,七是明用稽疑,八是念用庶征,九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皇极”即是“中”或“大中”。为政之“中”和为人之“忠”落到实处,就是“中以应实曰知恕”。因为“恕”是通向大中之道和“忠信”之道的桥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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