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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前: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若干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1-02-04 10:03:34
作者: 姚前  
在这一过程中,央行没有让渡货币发行权。相较于100%备付金模式或合成型央行数字货币,Libra 2.0的央行数字货币服务提供商模式也许是更好的公私合营范例。

   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实验和计划来看,央行直接负债模式或许是主流。2020年3月美国推出2.2万亿经济刺激法案时,其初稿端出了数字美元方案。方案明确数字美元由美联储发行,是美联储的负债。2020年5月,数字美元基金会与全球咨询公司埃森哲共同打造的数字美元项目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白皮书也明确指出数字美元是美联储的直接负债,而且认为Money(货币)与Currency(通货)有着本质的区别:Money主要是存款机构的负债,但Currency是美联储的负债。它强调“中央银行货币发挥着特殊作用,特别是在批发支付和证券交易中。在美国,没有比美联储发行的货币更安全的货币了。它降低了结算风险并提供了结算的最终性,因此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对使用央行货币有着强烈的偏好”。这与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原则九“货币结算”的观点一致。《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也强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应该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使用央行货币进行货币结算。如果不适用央行货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应最小化并严格控制因使用商业银行货币产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因此,从安全性角度看,应优先考虑基于央行直接负债的央行数字货币,而不是基于私人负债的央行数字货币。

   2020年10月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数字欧元报告,并计划于2021年中期开展数字欧元实验。报告指出“数字欧元将是欧元体系(Eurosystem)的负债,是无风险的中央银行资金”,而且它着重强调“基于任何私人实体债权发行的货币形式都不是CBDC,即使由欧元体系储备金全额支持”。显然,同数字美元一样,数字欧元也选择央行直接负债模式,而非100%备付金模式。

   4、央行数字货币的生成:发行还是兑换

   货币发行与兑换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体是货币发行机构,属于主动供给;后者的主体是货币使用者,属于按需兑换。既然主动供给,就有量上的自由裁量,存在扩表发行的可能。按需兑换则是需求拉动,以一种形式的央行货币兑换另一种形式的央行货币,央行没有扩表发行。因此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两者表现不同:按需兑换是在负债端完成1∶1兑换,资产没有扩张;扩表发行则在资产负债两端均有扩张。

   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生成,应是发行还是兑换?取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以及货币政策的需要。如果只是M0替代,那么它和现金一样,是按需兑换;如果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的需要,通过资产购买的方式,向市场发行数字货币,则是扩表发行。扩表发行须界定合格的资产类型,以适当的数量和价格进行操作。

   数字美元基金会的白皮书指出,数字美元是美联储以美元计价的负债,是M0的组成部分,作为其补充,像美元钞票一样分发,并强调数字美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中性,不会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显然这一方案是遵循按需兑换的思路,白皮书还给出了实物现金和代币化数字美元的双层分发模型。而美国经济刺激法案中的“数字美元计划”则甩开了包袱,它设计了面向家庭财政补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小额支付场景,是“直升机撒钱”。

   5、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基于账户还是基于代币

   研发央行数字货币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央行数字货币。对此,目前还没有共识。2017年,美国学者科宁(Koning)根据是否基于央行账户,提出央行数字账户(CBDA)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概念。2018年,国际清算银行的一篇报告给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定义,不过它不是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使用了一种排除法进行定义。它将目前存在的各类支付工具进行汇总,然后判定哪些不是央行数字货币,一一排除后,剩下的就是央行数字货币。

   国际清算银行使用了四个维度的标准:是不是可以广泛获得、是不是数字形式、是不是中央银行发行、是不是类似于比特币这种技术产生的代币。按照这四个维度,现金是可以广泛获得的、非数字化的、中央银行发行的、以代币形式存在的货币。银行存款是可以广泛获得的、数字化的、非中央银行发行的、不是代币形式的货币。它们都不是央行数字货币。除了现金,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还有银行准备金,包括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银行准备金已经数字化,但是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不是中央银行要真正研究的央行数字货币。

   一种可能的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账户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社会公众像商业银行一样在中央银行开户,这一点其实容易理解,相当于中央银行开发了一个超级支付宝,面向所有的C端客户服务。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样形成的央行货币是央行数字货币,将其称为基于账户(Account)的央行数字货币,或称央行数字账户。另一种可能的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以比特币这种技术发行的代币,可称为基于代币(Token)的央行数字货币,或称央行加密货币(CBCC),这类货币既可以面向批发,也可以面向零售。据笔者理解,代币模式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新型账户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加密模式,在该模式下,用户对账户的自主掌控能力更强。基于账户还是基于代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哪种路线占据主流,有待观察。笔者认为,代币模式可以突破现有账户体系的禁锢,在开放环境下,对交易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提供一整套新的解决方案,其支撑技术即为区块链技术。

   目前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实验大都选择了代币模式。同样,数字美元基金会的白皮书也明确提出,它的愿景是将美元代币化,使数字美元成为一种新的更具活力的央行货币。他们认为“代币化为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他们还指出了账户模式存在非最终结算的缺点:“移动支付系统速度更快、更方便,但它仍然是基于账户的,这意味着交易尚未完成或不是‘最终’的,在记录、核对和结算各自的借贷交易之前,仍然可以撤销。”

   从隐私保护角度看,采用代币模式的央行数字货币可吸收实物货币“点对点”支付和匿名性的特性,将支付权利真正赋予用户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第三方支付的出现破除了用户对银行账户的依赖以及被施加的约束(如需要访问多个银行的网银办理业务、一层层烦琐的业务程序等),有效释放了用户的支付主动性和能动性,降低了支付交易成本。但这还远远不够,货币、账户的所属权归谁?其中的信息可向哪些人透明?透明到什么程度?可否被追踪?这些理应都由用户自主掌控,但在现有账户模式下,中介机构拥有更大控制权。

   代币模式的另一好处在于金融普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2017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1400万美国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这一数字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重要,导致美国政府难以向其中许多人发放紧急救济资金。而基于代币的数字美元钱包的相关成本要低于传统银行账户的成本,相应的服务覆盖范围可扩大到虽没有银行账户但能够使用移动设备的人群。

   6、央行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审慎还是积极

   智能合约最早由密码学家尼克·萨博于1993年提出,它是区块链上可以被调用的、功能完善、灵活可控的程序,具有透明可信、自动执行、强制履约的优点。智能合约极大地扩展了数字货币的功能,发展出各类基于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比如存贷领域的AAVE和Compound,资产交易所的UniSwap和Balancer,保证金交易的dYdX,金融衍生品交易的Augur,保险的Nexus Mutual等,由此生成一个基于数字货币且充满活力的去中心化金融应用生态系统。

   目前看,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开展的央行数字货币实验均应用了智能合约,它们的实验项目运行在以太坊、Corda、Hyperledger Fabric、Quorum等带智能合约的平台上,加拿大的Jasper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建立了基于智能合约的流动性节约机制(LSM),新加坡的Ubin项目通过智能合约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笔者曾结合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编程特点,提出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的“前瞻条件触发”机制,包括时点条件触发、流向主体条件触发、信贷利率条件触发和经济状态条件触发等货币生效设计,研究显示可编程性为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了极大的创新空间,有效丰富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数字美元基金的白皮书对数字美元的可编程性以及智能合约的应用也持积极的态度。它认为,数字美元提供了超出当今央行准备金和纸钞之外的新功能和实用性,其中即包括可编程性,数字美元的可编程性将为价值转移的创新和精确性开辟更多的途径。它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和私营机构正在试验代币化的商品、合同、法定所有权,最关键的是,商业银行和央行的数字货币可以与算法驱动的智能合约相结合。虽然刚刚起步,但这一数字创新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它还提出央行数字货币可编程的两个好处:一是可编程的央行数字货币若与数字证券相结合,可实现真正的原子结算;二是数字美元的可编程性可更好地控制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利用,比如可控匿名。

   7、央行数字货币的运行架构:单层运营与双层运营

   笔者在2017年专文阐述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的二元体系:“虽然纯数字货币系统可以不与银行账户关联,但由于我国的货币发行遵循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而且当前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开展,如可以借助银行账户体系,充分利用银行现有成熟的IT基础设施以及应用和服务体系,将大大降低数字货币推广门槛,提高使用便捷性和灵活性,有助于最广大的客户群体使用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在融入现有的应用基础之上将拓展出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场景,数字货币的自身服务能力和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在具体思路上,可采用“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数字货币钱包属性”的设计思路,由此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可以有机融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还可以复用现有的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此一处理,既可使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独立开来,又可分层并用,发钞行只需对数字货币本身负责,账户行承担实际的业务,应用开发商落实具体的应用实现,各司其职,边界清晰,若辅之以其他手段,或可降低银行存款大规模流失的可能性。而且增加数字货币属性也是对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创新,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现有账户系统继续为本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还可以利用数字货币的新特性积极拓展新型业务,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与竞争力。

   此后的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提出与二元体系相似的双层架构。库姆霍夫和努恩(Kumhof and Noone,2018)提出的间接央行数字货币模型(Indirect CBDC Model)以及阿德里安和曼奇尼-格里弗利(2019)提出的合成型央行数字货币其实也是采用了双层架构方案。双层架构正逐渐形成各国的共识。

但笔者以为,双层运营与单层运营并非二选一的关系,就像出租车与公共汽车,二者似可并行不悖,兼容并蓄以供用户选择。前文述及的数字美元方案不仅提出了双层运营,同时还考虑了单层运营,即美联储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美元服务。如果央行数字货币直接运行在以太坊、Libra2.0等区块链网络,那么中央银行可借助它们的BaaS服务,直接向用户提供央行数字货币服务,而无须借助中介机构,用户也无须托管数字钱包。单层运营可以使央行数字货币更好地惠及弱势群体,实现金融普惠。欧洲中央银行的数字欧元报告也同时考虑了单层运营和双层运营,用户可直接访问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可通过中介机构,由其作为结算代理人开展数字欧元交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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