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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礼在古今之间

——“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更新时间:2021-02-03 21:20:30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礼记·祭统》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言祭为礼之大者也。祭礼之中的祖先祭祀,既是为人子孙慎终追远、报本反始的道德行为,又是一家一族敬宗合族,确认人伦的共同活动。就前者而言,致孝于祖先,对个人来说是仁德的本源,如《论语·学而》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对后者而言,一家一族祭礼的举行,关系着对政治组织、社会结构、人伦关系的理解。因此,在古代中国,祭礼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东南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祠堂的功能与祭祀的形式,在“不古不今”中彰显其意义。笔者对汕头市潮阳区中心城区的三座祠堂进行了五年的调查,现以这三座祠堂,尤其是萧氏“四序堂”为中心,考察祠堂祭祀活动对今天的家族重建与社会重建的意义。

  

一,祠堂的重建及其身份的“现代化”

   潮阳地处广东省东南滨海之地,属潮汕地区,为中国著名侨乡。潮阳自晋代设县,历有变化,然自古属潮州府,至1993年撤县设市,2003年撤市,分为潮阳区与潮南区,隶属汕头市。自宋代宰相陈尧佐作《送王生及第归潮阳》诗有“海滨邹鲁是潮阳”句,潮阳便有“海滨邹鲁”之称,也是在宋代以后,理学大兴,文化重心南移,潮阳文物之盛,渐侪中原,明代方志,多有明言。嘉靖《潮州府志》言当时潮州府风俗云:

   明兴,文运弘开,士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弦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

   可见明嘉靖年间,潮州府士大夫阶层已经建祠堂,行家礼。明隆庆年间,邑人林大春修《潮阳县志》,于《郑南升传》论曰:

   吾潮虽故称邹鲁,尊崇孔氏而兴于斯文,然自赵宋道学大明之时,慨然以正学自任,卓为一郡儒宗者,实自郑、郭二先生始。乃今晦庵《家礼》一书与蒙谷所定宗法,潮人遵行之不废,二先生之力也。

   郑指潮阳郑南升,郭指揭阳郭叔云,二人于南宋绍熙年间往从朱熹游。林大春于《张奂传》又曰:“是时礼教寖衰,奂复申明文公四礼以化导其乡,乡俗化焉。” 张奂为宋末民初人,其墓今在潮阳海门莲花峰。朱子《家礼》之要,在祠堂制度及冠、昏、丧、祭四礼,无论是潮州府志还是潮阳县志,都特别强调潮汕地区士大夫自宋代之后,已经普遍建立祠堂,实行四礼。而且,自宋代之后,大量中原人移民潮汕,潮人族谱,至今班班可考,始迁祖移居本地之后,繁衍生息,渐成一族。而明代朝廷允许民庶之家建立祠堂,祭祀始迁之祖。朱子《家礼》恰好满足了聚族而居的地区构造家族共同体的需要。可以说,朱子删削古礼制作而成的《家礼》,对潮汕地区有切实的教化意义。

   在现在的潮阳中心城区,古有三个较大的祠堂,分别是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1949年之后,这三座祠堂与本地几乎所有的乡村祠堂一样,被停止祭祀,拆毁神龛,重修厅堂,改造成为中小学校舍。而改革开放以来,潮阳城市化的发展,使这三座祠堂的故址,都已经隐没在居民区与商业区之中,原来围绕着祠堂居住的族人,也早已分散到城市的四面八方,大量族人甚至已经移居其他城市,传统聚族而居,以祠堂为一族之中心的局面已经彻底解体了。

   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有破四旧与文革,后三十年有城市化,传统社会已经几近完全瓦解,聚族而居的社会格局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家族的崩溃与个体的原子化。本来,像祠堂这样的家族文化载体,理论上已经毫无重建的可能。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这三座祠堂的回收和重建过程,充满曲折,而其性质与功能,也与传统祠堂大为不同。具体情况如下表:

   自1949年以后,祠堂已被收归国有,三姓族人收回祖产,都是由祠堂的海外宗亲,通过国台办、统战部等国家部门的帮助,才得以使祠堂重归族人管理,萧氏“四序堂”甚至因此而集资在祠堂旁边修建了一所新的“萧氏四序学校”。

   而祠堂得以重新修建,并非因其为一姓之宗祠,而是因为它是“文物”。三座祠堂都有比较古老的历史,其中,萧氏“四序堂”的起源,据其族谱记载:“南宋庆元元年(1195),福建漳州状元、龙图阁学士国梁之孙,进士、朝议大夫煜之子洵,举明经,授潮阳县令。…在任九年后,即嘉泰四年(1204),县民因其恩泽,为之兴建生祠。开禧三年(1207),洵公以老告休,县民攀辕恳切挽留,遂卜居潮阳南城涂库,为潮邑萧氏肇基祖。洵公赋闲后,便将生祠办乡校,命名‘四序堂’,从事教育,培养人才。” 萧洵为他的学校起名“四序堂”,取自《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考四序堂现存石刻,有明弘治年间潮阳县事姜森书《潮阳萧氏家庙记》一篇,云:“宋状元国梁拜漳州守,一传至煜左司郎中,再传之洵,拜潮阳令,遂家焉。”另有明代成化年间漳州萧国梁的另一系后代萧璿作文刻石于祠堂,有云:“历岁虽久而谱系未尝不明”,可知萧氏族谱所言,殆为实录。

   而其他两座祠堂,郑氏“孔安堂”将祠堂追溯到南宋朱熹弟子郑南升,孔安堂外悬石介绍祠堂云:“南宋绍熙年间,朱熹倡导东南,讲述儒学正宗。邑士郑南升偕揭阳郭叔云负笈从之,潜心孔孟理学,称为朱门高第,学成回梓。邑人侍讲郑开先于棉城西门内侧为其兴建馆舍讲学,曰‘孔安堂’。宋理宗宝佑年间,郑开先之子郑慈珍,知夔州府正堂兼军州事,将孔安堂扩建成拥有三厅二天井配两廊及青龙、白虎门,加场埕和照壁,称‘郑氏礼房祠’,后将该族先祖禄位移至‘孔安堂’奉祀,并改称为郑氏祖祠,仍作讲学之所。”而“姚氏大宗祠”则将祠堂历史追溯到纪念追随文天祥抗元的潮阳县令姚鼎。因此,三座祠堂之所以能够顺利回收,主要是因为祠堂历史久远,族人将其申请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这成为祠堂的第一身份,这一身份决定了祠堂不仅仅是同姓族人的活动场所,而且是潮阳城区的一个旅游景点。

   祠堂的第二个身份,是三姓的“宗亲总会”。宗亲总会对内统率各个分会,对外与其他地区的同姓宗亲会定期联络。以萧氏“四序堂”为例,2000年四序堂曾对各市、县的萧洵后人进行统计,确认萧洵裔孙聚居或散居于超过百个乡村之中。萧洵为居潮始迁祖,在四序堂祭祀。而其后代聚居乡村者,也有乡村祠堂各自祭拜其始迁祖,因此,各地萧洵一脉的后代,都以“四序堂”为祭祖总祠,而以本地始迁祖祠堂为分祠。这样便建立了一个以城市祠堂为总领,而各地乡村祠堂为分祠的庞大家族网络。对外而言,宗亲总会也特别注重与其它地区乃至海外的宗亲联系。2010年4月,潮阳萧氏四序堂宗亲总会主办了“第七届环球萧氏宗亲恳亲大会”,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各地的萧氏宗亲会,皆派代表参加。这种以宗族为单位举办的恳亲大会,主要面向海外华侨,数年一次,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宗亲会轮流承办。这对于确认海外华侨的感情归属,加强沿海地区与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民间联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祠堂在中国行政系统中应如何定位,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潮阳城区祠堂而言,其功能包括了文物保护、祭祀祖先、慈善事业等方面,每一方面都有主管部门。萧氏“四序堂”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尝试,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挂靠于民政部门。在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祠堂涉及募捐、族人先祖牌位入祠收费等款项,必须有一个合法的组织身份,才能规避潜在的风险。“四序堂”重光之后,便一直致力于申请“民办非事业单位”登记,至2011年1月,汕头市朝阳区民政局第26号文件《关于同意登记“汕头市潮阳区四序堂文物保护管理处”的批复》, 通过了四序堂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申请,这样,城市祠堂便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的瓦解,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二,祭祀:从“宗子法”到“家族制”

   要认识现代祠堂祭祀的意义,必须将之放在宗族制与祠堂发展史中进行考察。事实上,古代祠堂祭祀呈现出一种从贵族,向士大夫,再向庶人下移的倾向,而相应的制度建构,也从贵族宗子法,向士大夫宗子法,再到家族制的发展过程。“宗族”一词,经典屡见,古今之义不同。经籍所载,如《论语·子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礼记·曲礼》“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礼记·哀公问》“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等等。《白虎通·宗族》云:“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又云:“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而成的“血缘—政治”团体。经籍无载“家族”一词,因为古代不设宗子,则不成一族,要到了宋明之后,民间出现大量聚族而居的现象,才出现没有设立宗子的“族”,没有“宗”的族仍然被称为“宗族”,但已经与以往的宗族不同,实际上是大家族。一个同祖同姓的村庄,就是一个大家族。因此大家族制度可以说更是“血缘—社会”团体。

   祠堂中祖先祭祀的古今演变,兹引二说以述其事。明代尚书陈俊《蔡氏祠堂记》云:

   古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庙,庶人无庙,祭于寝。三代而后庙祭废,至朱子修礼,谓家必有庙,庙必主。朱子损益司马氏《书仪》,撰《家礼》,以家庙非有赐不得立,乃名曰“祠堂”。

   晚清所刊冼氏族谱《岭南冼氏宗谱》云:

   明大议礼成,世宗思以尊亲之义广知天下,采夏言之议,使天下大姓皆联宗立庙,得祀其始祖。于是宗祠遍天下。

   综上二说,祠堂(宗庙)祭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三代时期庙祭。最完备的庙制,是《礼记·王制》所规定的,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经书所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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