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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汉经学史》书评

更新时间:2021-02-03 21:05:33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就经学本身而言,汉代经学长久地塑造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形态,自两晋至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有清一代的复兴汉学,皆围绕著汉代经学开展进行。就经学教化而言,自汉世立经学博士,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繫著对整个经学史,也关繫著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基本认识。

   而汉代经学的研究,自民国之初现代学术兴起以来,时不乏书,代不乏人,且其进路可称异途,方法可谓多样,不待一一检讨。而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有汉一代经学之基本风貌,新出的程元敏先生大著《汉经学史》,可谓集大成者。

  

   《汉经学史》为近八百页之大著,计分十卷。本书的最大特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学术史家的眼光,分科设段,巨细无遗地呈现有汉一代的经学流变过程。而为了将汉代经学史做全面的叙述,本书的叙述方式,是时代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从写法上讲,这种方式表现出程元敏先生对汉代经学的系统认识。

   在经学史写作中,有两种方式比较常见,偶尔交叉使用。第一种是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的流变。最典型的著作,是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与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

   皮锡瑞《经学历史》分十章,以孔子是“经学开闢时代”,战国时期为“经学流传时代”, 汉武帝之后为“经学昌明时代”,汉元、成至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汉末之后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唐代之后乃“经学统一时代”,北宋庆曆之后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之后,尤其是明为“经学积衰时代”,清代为“经学复盛时代”。 而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则将孔子之前至清代,分十二章,自“古之六经”、“孔子之六经”,至“两汉之经学”、“魏晋之经学”,乃至于“元明之经学”、“清之经学”,分别进行叙述。 皮锡瑞具有比较明确的今文经学立场,所以对各时代的经学大势,有整体的判断。马宗霍背后是古文经学立场,而在叙述中相对比较客观中立。这种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流变过程的写作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一目了然,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基本脉络。而其不足,则是对跨时代的重要问题,缺乏专题式的集中分析。例如在皮著、马著经学史中,对谶纬、郑玄学术等方面,多流于介绍与表态,而缺乏深入的讨论。

   第二种方式是以经书为纲,此以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为代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之序例,本云“前册首述源流,后册当诠大义”。 “前册”即《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其述经学史,孔子之后,分为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几段时期,分别叙述每一段时期的《易》、《书》、《诗》、《春秋》、《礼》、《论语》附《孝经》《孟子》。而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则以《易》、《尚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四书》等书籍为纲领,每一书之下,叙述自周秦、两汉到清代的学术源流。 这种经学史写法,更像是经书文献史,这一写法使历代经书的代表作品及其思想、方法,皆一览无遗,但由于许多经师所注不止一经,导致这种写法重其书而略其人。又因为时代思潮往往与历史相结合,也导致这种写法重书籍而略思潮。

   一代经学史的写作,与整体经学史的写作,道理完全相同。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总体上是以时代为纲领。而其特色,则是在以时代为纲的基础上,辅以专题,以达到纲举目张,查补缺漏,呈现完整的汉代经学史面貌。

   在《汉经学史》中,表现“史”的性质的主线,是自汉初到献帝时期的经学发展。因此,本书的卷一“秦季汉初经学史”、卷贰“汉文帝、景帝两朝之经学”、卷叁“两汉之民间古文学”、卷肆“汉武帝朝之经学”、卷伍“汉昭帝、宣帝及元帝三朝之经学”、卷陆“汉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之经学”、卷捌“经学极盛时期——汉光武、明、章三朝之经学”、卷玖“经学衰微时期——汉和帝至献帝世之经学”,这些不同的阶段,构成了汉代经学史的时间轴。

   但是,还有大量的经学问题,或跨不同时段,或逸出时代范围。凡两汉谶纬之学、经师说经掺入老庄之言等问题,既为经学史之大问题,又不为时代所限制,《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列为专题,以专门讨论其经学意涵与影响。

   例如汉代的谶纬之学,对汉代经学与政治皆有根本性的影响。其兴盛在哀、平之间,并波及整个东汉时期,汉末经注,也大量援引谶纬之义以说经,甚至郑玄、王肃之争,也涉及到谶纬注经的有效性问题。如果将谶纬学分散在各个年代,则无法充分呈现其影响。《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将“汉代谶纬学”一卷列在卷柒,处东、西汉经学之间,所述内容,自西汉哀、平至东汉末年。这一结构安排非常合理。谶纬起源,岐说纷纷,钟肇鹏先生《谶纬论略》曾说:“关于谶纬的起源,历代以来,说法最为分歧。今条别之,可分十二类。” 其中,言谶纬起源最早者为刘师培,以为源于太古,最晚者为汉代张衡,以为源于西汉末年。而程元敏先生绕开各种岐说,不再纠葛于考证谶纬中哪些文句出自什麽年代,直接考察西汉末年谶纬兴起的政治土壤,以为“谶纬之学起于哀、平,盖因《赤精子之谶》而起也。” 因此,程先生认为:“从其极盛之转变关键时段言之,谓纬候起于哀、平,不必论为误。” 在《汉经学史》中,程先生将“汉代谶纬学”一卷置于两汉之间。这样,既凸显了谶纬学在汉代经学中的特别地位,又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章节顺序。谶纬之外,又有熹平石经、今古文经学之统合、今古文经说玄理化、荆州经学等问题,《汉经学史》皆开闢专题,重点讨论。

   可以说,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正是以年代为纲,专题为辅的写作方式,是汉代经学史的整全图景得以充分展现。


   有汉一代,经学由昌明而至极盛,及至魏晋,虽然思想主流转为玄学,但经学作为治国纲领的地位,从未改变。面对此数百年间的经学盛衰,如何提纲挈领,抓住主要思想脉络,是对经学史写作的最大考验,更是衡量一部经学史所达到高度的主要标准。

   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典范性的意义。在《汉经学史》中,基本的学术关怀是两汉的经学盛衰,而表现这种盛衰的主线,是今古文之争。本书把今古文之争的问题,贯穿到整个汉代经学史之中。

   诚然,考察两汉经学史,今古文问题可谓最核心的问题。在《汉经学史》中,自西汉之初到东汉之末,程先生总结出今古文经学明暗五次重大争论。本书的第一卷从“秦季汉初经学史”开始,盖秦世焚灭《诗》、《书》,既是政治史的大事件,又是学术史的大事件。因此焚书坑儒,遂使中国学术有周秦之变。包括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外在的原因,实可以溯源至秦政之焚书,正是焚书事件,使汉代今文家以传承孔子微言大义的思想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汉代今古文经学第一次交锋,《汉经学史》定在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得书、立古文经博士所引发。程元敏先生备列河间献王得书、著书、立博士情况,并以为,汉武帝对河间献王言“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是“面质其将叛国,一若乡之吴楚反然”。 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盖自立五经博士之后,政治的基本价值确立,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实质上便是政治基本价值的争论,背后是对什麽是好的政治,什麽是好的生活的认识。而河间献王所献的古文《周官》、《左氏春秋》,其尊周公,与汉世尊孔子不同,其黜《公羊》,把《公羊》特有的“为汉製法”、“三统说”等关係汉代政教的根本性问题都消解殆尽。因此,汉武帝对河间献王的非难,实质上既是政治非难,也是学术非难。程元敏先生将之视为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暗争,并以为“是朝廷与王国争,官学与私学(民间)争”, 至为准确。

   随著古文经典纷出,积累到了西汉末年,终于由刘歆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今古文之争。《汉经学史》认为,这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明争)”, 是也。这场争论从汉末延至新朝,主角人物是刘歆,书籍是《周官》与《左传》。马融《周官传序》云,《周官》一书,“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 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是王莽、刘歆当政时,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 是刘歆之于《周官》贡献有五,一曰发现《周官》,二曰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三曰以《周官》为礼经,四曰新莽朝置《周官》博士,五曰以《周官》教授弟子。此五点,奠定了《周官》性质的基本格局,并使其在东汉一朝大兴。而《左氏》之学,亦肇启于刘歆。《汉书·楚元王传》云:“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是对校《左氏》故事与《春秋》经文,为《左氏》故事安排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对经文义理的具体解释。一旦开始将经文、故事结合在一起,《左氏》叙事之繁富,便可能为简洁的《春秋》经文提供巨大的解释空间。而简洁的经文,也成为故事的提纲挈领。这种“转相发明”,是以经、传互相解释,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又发明传文义理。以《左氏》之事实,解《春秋》之经文,则经文成为事实的提纲,以《春秋》之经文,观《左氏》之事实,则事实成为经文的标准。在成文的经、传互相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通过比较经、传,可以发明出一套全新的义理,由此,至于刘歆,《左氏》之学“章句义理备焉”。杜预《春秋序》云“刘子骏创通大义”, 正是言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之事也。刘歆之于《左氏》学,首次以经传互相解释,完全改变了《左氏》旧貌,也改变了《春秋》经旧貌。在《汉经学史》中,程元敏先生认为:“今古文相争,苟祗以区区文字殊异,决不致如此剧烈,且相互攻击,历数百千岁而不息也。揆两派所最争者为学说,学说又各渊源有自。” 其说是也。

刘歆之后,古文经学行于天下,《周官》与《左传》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中心议题。《汉经学史》列刘歆之后的今古文之争,即汉代第三次争议,是光武帝时期争立《左传》、费氏《易》,程先生所列史料翔实,辨析清晰。第四次是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与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一样,大召经师讨论经义,皇帝称制临决。但与石渠阁会议不同在于,石渠阁会议皆为今文家,所平衡的是今文经学家法师法异说。而白虎观会议则有古文经师贾逵参与。按照经学史的一般理解,白虎观会议不能算是一次今古文争论。而程元敏先生认为,白虎观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古文经的兴盛,包括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后又有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 今古文之争,是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基本背景。而白虎观会议的参与人员,程先生在金德建《白虎观与议诸儒学派考》的基础上,列十七人,其中古文经二人,包括汉章帝本人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 又,会议集论而成的《白虎通》一书,程先生认为“十三经除《左传》、《孟子》外,凡十一经皆有明引”, 但其中引《周官》只有七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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