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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徐秀军: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1-02-03 13:00:20
作者: 张宇燕 (进入专栏)   徐秀军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但高程度的相互依存并未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相反,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双方经贸交往的负面效应和规则对接的利益分歧日益凸显,对彼此的威胁认知已严重损害相互信任。面对两国出现的波折,中美双方必须共同致力于构建超越确保相互摧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和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并通过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确保相互依存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当前,中美要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努力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规则体系和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美关系。

   【关键词】确保相互依存;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

  

   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打破了彼此之间长期隔离的状态,并从有限接触到全面相互依存,两国之间的利益攸关度不断提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受到了干扰,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出对立态势。时值美国政府更替之际,两国关系再次来到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时指出,“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的立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为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必须规避冷战期间美苏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恐怖平衡,通过确保相互依存(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不断夯实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牢固基础。

  

   一、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理论逻辑

   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的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这说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紧密的全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使人们对世界和平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大。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能否和平共处的讨论中,一些认为中美必将走向对抗的论调受到热捧。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将中美关系同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进行类比,指出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种警醒,这种论调从反面给出了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避免的情形。但作为学术观点,这种论调无疑对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世界政治性质的变化缺乏基本的理解。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世界保持了总体和平,主要大国间也未曾爆发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军事对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大市场的加速形成,全球相互依存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不确定大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是和平共处的稳定器还是引发矛盾冲突的助推器。关于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关系问题,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较为系统的研究。库珀(Richard Cooper)较早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视角建立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并分析了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外交政策对这些影响的回应,为系统的相互依存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双方和平共处;另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会增加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在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理论流派中,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基础是能给双方带来收益的较为紧密的贸易联系,而冲突带来的贸易中断必定会使双方“得自贸易的收益”遭受损失,这一观点拥有深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在斯密和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看来,一国繁荣发展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其政策含义在于推动自由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在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中,双方都可以获得福利改进。罗森克兰斯(Richard Rosencrance)基于历史和20世纪80年代的相互依存研究指出,一种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出现,它极大地增加了和平的收益,通过国家间贸易实现和平发展已成为通往繁荣甚至是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道路。罗森克兰斯的设想是美国应从旧的军事力量竞争中重新定位,全力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中去,从而避免核战争,确保繁荣。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时间与空间对贸易的限制,并催生了新的贸易类型和贸易规则,世界因此变得更为扁平。各国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不断夯实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

   但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对相互依存和平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相比国家繁荣,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才是优先目标。因此,政治考量优先于经济考量,生存与安全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这也是国家愿意牺牲经济收益而进行贸易制裁、中断贸易往来的根本原因。即便是经济收益,也会由于相对收益和分配问题而使贸易双方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由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存作为一种权力来源。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紧密的相互依存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如果相互依存的各国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互依存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央控制的发展速度,相互依存便会加快战争的来临。一些实证研究甚至表明,相互依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曲线型的,低度到中度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对立争端的可能性,而广泛的经济相互依存非但没有抑制冲突,反而增加了国家间军事化争端的可能性;尤其是高度的相互依存,不论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都最有可能增加冲突。还有研究指出,由于存在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全球相互依存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残酷,并且有些领域国家之间的权力极端分化,后来的竞争者难以甚至是不可能实现赶超。因此,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与后发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难以避免。

   尽管两种观点对相互依存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未否认低政治领域对高政治领域的影响,都存在以下共同的逻辑:一是贸易对福利有促进作用。尽管经济收益不一定是国家的优先目标,但相互依存能够给双方带来经济收益,否则国家不会有对外加强经济交往的动机。二是较高的相互依存会增加发生冲突的成本。尽管一些国家可能不计成本挑起争端和冲突,但对理性国家而言,冲突导致的“脱钩”损失将不会被排除在冲突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之外。三是相互依存是一种影响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工具。尽管在经济等低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可能对国家在军事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关系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但低政治领域与高政治领域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赋予相互依存更大的能动性,为避免冲突或降低冲突的烈度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干扰中美和平共处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双方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造成的,而需要从各领域相互依存的程度与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二、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挑战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双方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然而,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遭受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数据显示,2020年10月中美关系分值为-8.2,为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也创下1951年7月开启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以来的最低点。与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恶化不同的是,当前中美关系急遽降温是发生在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相互依存不仅没有保障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还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藉口,并带来两国关系剧烈的波动,这使人们对两国相互依存的积极意义产生了怀疑。

   之所以出现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情势,根源并不在于两国相互依存“过度”,而是在于对相互依存的治理和管控不足,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相互依存。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中,要考虑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基本维度。在器物层面上,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商品和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加快;在制度层面上,原本具有“地方性”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尊重或日益具有普遍适应性,同时世界的运转对非中性的国际规则高度敏感依赖;从观念层面看,借助于传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交流与碰撞中呈现出趋同与分化的趋势。因此,中美相互依存的现实挑战也大体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

   在器物层面,中美经贸交往出现负面影响。自2017年起,美国政府先后对华输美产品启动“232调查”和“301调查”,不断升级两国经贸摩擦,两国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干扰。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客声称,美国在中美经贸交往中吃亏了,中国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美贸易总体上对美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产生的是积极影响;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工人甚至普通消费者均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但是,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不同产业和领域、不同社会群体从中美经贸交往中所获取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一些竞争力不足或下降的部门、产业和群体难免会受到冲击。这种伴随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而出现的负面效应在中国也是一样,但问题不在经贸交往本身,根源在国内政府治理能力与效率问题。同样,中美贸易摩擦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平衡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频繁调整对华贸易摩擦的范围、力度和节奏的原因,目的在于平衡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在制度层面,规则对接凸显利益分歧。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国际规则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经贸规则对接与融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各方利益。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国际规则体系的主导者占有了更多非中性规则收益。在面临崛起的新兴大国和国际规则体系的新加入者时,美国仍极力维护国际规则的垄断权,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与自身实力、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相匹配的各种权力和权利。这导致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合理诉求被认为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中国也被一些美国政客指责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贸易规则的破坏者,后者声称要对华实行新的“规锁”战略。事实上,美国批准中国加入WTO和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Relations,PNTR)待遇,并非导致美国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根本原因,反而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实在的好处。同时,中国在遵守WTO规则、服从贸易争端仲裁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并不比美国和欧盟等其他WTO成员的表现差。

在观念层面,威胁认知损害相互信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基于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调整。2017年12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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