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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徐秀军: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1-02-03 13:00:20
作者: 张宇燕 (进入专栏)   徐秀军  
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提出了挑战,这将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power)”。2020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为了应对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方针(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realism)”保护美国利益并推进美国的影响力。在区域战略上,美国拉拢日、印、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加紧推进“印太战略”,旨在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综合手段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并围堵中国战略空间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美国还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中国涉海主权和权益。美国的这些战略举措与行动,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严重侵蚀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治基础。

  

   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的时代要求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发展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关系准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通过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增进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给我们的根本启示是,“双方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基础都在经历新的重大变化。面对中美关系的时代之变,唯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才能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具体而言,新型中美关系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超越。

   一是超越确保相互摧毁的大国关系。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对抗并未导致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全面战争,从而维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和平。但是,这是一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核恐怖平衡,它使整个世界时刻处于战争边缘的不安之中。自从核武器诞生后,有核国家都在考虑“拥有多少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提出了“确保摧毁”标准并指出,如果想制止对美国或其盟友的核攻击,美国必须拥有切实可靠的确保摧毁能力。由此,确保相互摧毁便成为美苏相互威慑战略的核心内容。除了美苏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冷战期间美苏长期和平的政策和条件还包括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分化对手、忍受战略不透明、不完全但高度的经济隔绝等。毫无疑问,这些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基础上的各种政策都与当今时代环境格格不入,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世界和平。

   二是超越冷战思维的大国关系。冷战思维主要指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理国家间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思维模式,其本质是一味追求自身狭隘利益的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过去百余年来,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线索是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利用其相对实力优势,开始谋求为其主导地位提供机制保障,推动建立了维护和拓展其霸权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国际机构。同时,美国积极实施联盟战略,倾力打造为其霸权服务的美西方联盟体系,推动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政府债务水平急遽攀升,霸权体系的庞大支出难以为继。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不仅要求贸易伙伴调节贸易顺差,实现所谓“公平贸易”,还威胁退出多边制度体系,企图以遏制和讹诈的方式维持其霸权地位。事实证明,在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时代,美国崇尚对抗和强权的冷战思维不仅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得不到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选民用选票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三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关系。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必定会存在利益的分歧甚至是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零和的。相反,只要围绕利益分歧和冲突展开谈判,所有各方能够实现非零和的收益。根据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研究,谈判都是非零和的。这是因为,任何基于冲突的谈判如果失败,则双方都会受损;任何通过谈判达到的协议对双方来说都会比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要好。由此可见,不管多么严重的冲突,都内在地包含促使冲突双方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即是双方都试图避免因谈判失败而受损,同时希望实现双赢。这为国家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双边交往中,中美两国合作领域日益拓展,合作基础日益牢固,共同利益日益广泛,并且在很多方面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四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前提。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美国政客鼓吹中国威胁,将国内不断累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归咎于自身制度面临的外部挑战,甚至声称对华接触政策未能实现改变中国的目标而全面失败,渲染双方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之争。这些言论与主张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还会损伤自身的制度自信。作为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中美社会制度各有特色,也都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美完全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实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针对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两国要重开对话、重启合作、重建互信,只要双方秉持客观理性态度,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利益交融,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和平共处之道。

  

   四、确保相互依存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中美关系尽管当前遇到各种困难,但终将要回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出现一些困难甚至波折不足为怪。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奠定未来稳定发展新基础的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基础绝不是要将两国关系退回到相互孤立和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而是需要在重要领域确保相互依存。

   首先,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相互依存。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一些产业的领先优势逐步确立,但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部分产业对外依赖度很高。据统计,在26类产业中,与世界差距大和巨大的产业分别有10类和5类,占比57.7%;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和极高的产业分别有2类和8类,占比38.5%。当前,中国的很多“卡脖子”技术主要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对华进行科技打压的中高端芯片,80%以上依靠国外,其中都涉及美国技术。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是美国科技产品的重要出口和消费市场。在贸易方面,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外汇来源国之一,中国则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使两国不可能实现全面“脱钩”。在美国政府推行“脱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要着力夯实中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相互依存的国内基础,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推动形成中美更加对称和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要防范出现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脱钩悖论”。

   其次,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确保相互依存。贸易的迅速增长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与完善相辅相成。当前,国际自由贸易发展之路已步入“基于规则的贸易”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修改或设立新规则来保障自身利益并制约新兴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和规则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种“退群”行动,不是要放弃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而是企图有针对性地改造现有国际规则,并主导国际体系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这是有效应对各国之间矛盾与分歧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原则。制度型开放是对接现有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放。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协调中美关系的必要手段。当前,美国试图用新的所谓高标准国际规则抬升中国对接国际规则的门槛与代价,阻碍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不断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在加快对接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同时,不断推动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新规则的制定。

   最后,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在一个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时代,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将实现自身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之上。在责任义务上,要以公平为导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贡献,但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中美两个大国来说,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全球治理行动取得务实成果。美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强大的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成员众多的联盟体系支撑;中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全球发展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和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手承担责任,不断做大人类共同利益的蛋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五、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赋予中美大国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在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拓展的同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也日益凸显,并因此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为避免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除了要摒弃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思维、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和制度竞争思维,更要通过确保相互依存为其提供有力保障。

   在新的历史时代,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的民心所望。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需要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确保相互依存,共同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美关系。

  

   作者:张宇燕 徐秀军(作者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原载于2020年第6期《国际问题研究》(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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