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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夫: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

更新时间:2021-02-03 00:25:26
作者: 田夫  
2月,陈守一指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苏联“没有把政治学当做一门专门科学,长期地以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我们沿用下来”;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尽管国家与法“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但是二者毕竟是不相同的社会现象,各有自己的范畴,象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样。法学是不是要涉及国家问题呢?当然要涉及的,但其范围是从法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国家问题,其出发点与范围是不同的”。[18]

   5月,北京市法学会理论专业组就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刘升平主张,法学研究的重点应是法律而不是国家。[19]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主张法学研究的对象必须包含国家和法两个部分的个别学者,也尽力避免“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一称谓,但却对新的称谓未有定论。如在谷安梁那里,出现了“法学的基础理论”“法学专业基础理论”“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法学的专业基础理论”四种表述。[20]

   与第一次大讨论不同的是,第二次大讨论取得了新的共识:法学研究的对象应限于法而不包含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与法的理论”更名为“法学基础理论”,国家理论的内容从该学科中消失。那么,为什么“国家与法的理论”会更名为“法学基础理论”而非其他名称呢?这是因为当时将这门课程定性为法学的基础理论;也就是说,当时是将这门课程放在法学课程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加以定性的。对“基础理论课”这一定性,要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教制度的发展中去理解。1980年12月15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取得学士学位的条件之一是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则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和外语课。因此,“基础理论课”这一表达不仅存在于法学学科之中,而且存在于其他学科之中,它是各学科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课程的统称,区别于专业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外语课。

   所以,“法学基础理论”刚开始时更多地是在课程而非学科意义上讲的,而正因为它是法学的基础理论,所以教材一般都会从法学导论开始讲起。这与“国家与法权理论”时代不同。1981年,陈守一、张宏生主编的中国第一本《法学基础理论》“绪论”主要讲了法学的基本问题,而非法学基础理论的基本问题,张宏生在“绪论”最后一部分在课程意义上简略地写道:“《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是法律专业、经济法专业和国际法专业的共同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在法律科学体系中,它占有重要的位置。”[21]

   但是,学者必定不满足于将法学基础理论定性为课程而非学科这一点,何况它本身就是由国家与法权理论这门学科发展而来。1981年,陈守一、沈宗灵指出,法学基础理论是理论法学这一法学分科中的一个小分科。[22]1982年,沈宗灵明确论述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并写道:“各门学科都有各自的基础理论,尽管其名称是很不一致的。顾名思义,《法学基础理论》是法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因为这是研究法律的产生、本质和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律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学科,因而也就成了法律院校的基础理论课。”[23]与张宏生相比,沈宗灵的上述观点发生了变化——在张宏生处,法学基础理论首先是课程;在沈宗灵处,法学基础理论首先是学科,其次才是课程。

   总之,在国家理论消失之后,法学基础理论很快完成了从仅仅是课程到不仅是课程而且是学科的自我建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与法权理论”传统的两大基本特征——“纵”的体系和“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并未消失。一方面,1981年至1982年间出版的两本代表性教材继承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材将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与社会主义法分篇(编)论述的结构,只是社会主义法部分进一步划分为法的本质和作用与法的制定和实施两编;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是在法的问题上研究对象二元论依然未被放弃。另一方面,沈宗灵指出,学习法学基础理论有助于学习法学的其他分科和课程,特别是关于各个部门法学。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是有关法学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概念——“所有这些原理、规律和概念,对法学的其他分科,特别是各部门法学来说,是共同适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对法学的其他学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24]这段话明确将苏联学者提出的共同适用性等同于指导性,法学基础理论对法学其他学科具有指导性,向其提供“指导”型知识。因此,法学基础理论既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法学的指导性学科。

  

   二、法理学、法哲学的“转化”与“重生”

   1983年,出现了将法学基础理论更名法理学的呼吁。[25]而在此前的1949至1983年间,法理学、法哲学等概念经历了复杂的语义演变过程,直至为上述呼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因此,梳理这一过程是再现法学基础理论更名法理学的必要前提。

   (一)“法哲学”的剥削阶级化与“法理学”含义的首次转换

   有意思的是,1949年后,较之于“法理学”, “法哲学”占据着更加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前者一度被视为后者的别称。[26]这是因为在苏联法学界,本不存在“法理学”概念,倒是源于欧陆的“法哲学”概念,作为资产阶级关于国家和法的代表性学科不时被批判性地提及。[27]受此影响,“法哲学”在中国也被视为剥削阶级法学家的思想学说。[28]

   与此同时,“法理学”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作为俄语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 的汉译出现。《苏联法律辞典》收录了该词条,其全部内容为:“ЮPИCПPУДEHЦИЯ(拉丁文为IURISPRUDENTIA,按字面的意义,即法的知识、法学)法理学(‘ЮPИCПPУДEHЦИЯ’)这一术语用来标明法的科学和法的科学这一部门中的理论活动,也用来标明法律实际工作者的专业活动。”[29]中译者在这里将法理学等同于可溯源至拉丁文iurisprudentia的法学或法律实践活动,这是作为中文概念的“法理学”在1949年以后获得的新含义,截然不同于其传统含义。由于它的产生源于对苏联法学概念的翻译,本文将这层含义称为“法理学”苏式含义,以区别于其传统含义。但客观地说,“法理学”苏式含义影响不大,而其传统含义也偶有出现。[30]

   (二)“法哲学”剥削阶级色彩的消退与“法理学”含义的再次转换

   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对“法哲学”“法理学”的理解及态度开始改变,而改变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和复杂。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法学规划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1979——1985年全国法学研究发展规划纲要》。[31]该纲要第一部分“方针与任务”指出:“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不断研究法制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高,找出其中固有的规律,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体系。七年内,我们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写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和部门法的理论著作,使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上。”这里使用的“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的表达,是与“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一学科一致的,而“法学理论”是从整个法学体系而言的。但是,在该纲要第二部分“重要研究课题”中,却将“法学理论”与“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和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等相提并论,这里的“法学理论”很明显与前一处“法学理论”不是一回事,而与后来作为二级学科的“法学理论”相一致。

   在该纲要的草案第二部分“重要研究课题”第(一)项“法学理论”之下,还出现了一项关于“法哲学”的课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范畴、内容和体系是什么?”但在后来的版本中,上述关于“法哲学”的内容被删除了。这也许说明了国人对“法哲学”理解与态度的曲折性和复杂性——1980年,依然有观点认为,法哲学和作为其别称的法理学,都是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学说。[32]然而,纲要草案中关于“法哲学”的提法,还是为不少学者注意到,并被援引以支持其研究法哲学的主张。[33]

   1980年,萨默斯《富勒教授的法理学和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法哲学》中译本发表;李达《各派法理学之批判》发表。[34]不管是将法理学作为法哲学的别称加以阶级批判,还是对英美法理学加以译介,都意味着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在传统含义的意义上使用“法理学”。1981年,张宏生在《法学基础理论》绪论第一部分中写道:“在英语国家中,Jurisprudence一词,既称为法理学,又作为法律哲学的同义语。”[35]这在教材中恢复了近代中国将“法理学”作为jurisprudence的对译的作法,也即恢复了“法理学”的传统含义。当然,张宏生也谈到了“法理学”的苏式含义,他继续写道:“在俄语中,法律科学一词,通常用 ЮPИДИЧECКИE HAYКИ,而法学则用 ЮPИCПPУДEHЦИЯ,这个词也是来源于拉丁语Jurisprudentia,按字面的解释,即法律知识和法学。俄语中的 ЮPИCПPУДEHЦИЯ 一词,也称为法理学,用这个名称来表示法律实际工作者所从事的专门业务活动。”[36]但自此以后,“法理学”苏式含义在中国法学界逐渐消失,也许只残存于词典之中。[37]“法理学”的含义发生再次转换,回归为传统含义。

   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和指导教师名单》《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作为二级学科的“法学理论”均名列其中。[38]

   (三)法理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的两种样态

   在“法理学”恢复其传统含义之后,法理学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成为讨论的话题。1981年,陈守一、沈宗灵在《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中写道:“理论法学中最重要的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它研究对整个法学都普遍适用的概念、原理或规律。在西方国家,法学的基础理论通称为法律哲学或法理学(英语中Jurisprudence的一种意义)。”[39]这是学者较早将法学基础理论从学科意义上对应于法哲学或法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上述从学科意义上将法学基础理论对应于法哲学或法理学的作法,有学者认为应当发展法学基础理论进而将其更名为法理学。陈学明认为,法学基础理论这门学科所包含的的全部内容,实质上分为基础理论和专门内容两类,而“法学基础理论”不能包含后者。后者如“对当代世界法理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因此,他主张将法学基础理论改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或简称法理学,并以“两史”“两论”为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发展史、中外法理学思想史、法学方法论、法学基本原理。[40]其实,在“法理学”之外,当时,若想取代法学基础理论,还有“法学理论”是可能的备选,毕竟“法学理论”作为二级学科名已经存在了数年。陈学明注意到了这种可能,但他认为,“法学理论”也可以用来指涉各个部门法学的理论,因此,“用‘法学理论’这个名称来表示仅以法律现象中的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学科,不能不是失之过泛。”[41]

   (四)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

学界在讨论法理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的同时,也开始讨论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1979年后,不时有学者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文正邦指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学之间的一门中间科学”;[42]傅季重认为,法律哲学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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