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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王正华 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更新时间:2021-02-03 00:24:51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王正华   伊巍  
首事的重要性要高得多。

   第四,处理外部沟通与纠纷。一是与官府的沟通,二是与利益关联方的沟通,三是与民众的纠纷。首士要处理各种外部事务,如对桥梁的损坏、财产纠葛、佃户抗租,应付官府的差役等问题。义渡首士不时会遇上与私渡、官渡的利益纠纷(肖奔,2015)。

  

   三、作为制度的法人产权及其主体的运营管理

   拥有和自主支配独立的资产及其未来增值,是桥会、义渡良好运营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以永锡桥为例,其资产主要包括廊桥、公屋及周围的堤岸、石阶;桥田;会金等部分。

   (一)置产与田业管理

   田业管理是桥产管理的重中之重。桥田的来源主要是两种,即捐田与购置。永锡桥会主要是利用捐赠余资来购买田产,桥田每年的收益即地租,用于桥梁的未来维护管理等开支。

   其一,桥田购置履行严格的手续,通过正规契约办理产权交割。

   《永锡桥志》卷上“桥田”记录了每一笔田地的购买契约与手续。桥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于建桥的基地、堤岸、引桥石阶、公屋等;二是获取未来收益的田产。桥田共置20多亩。桥志详细记载购买田地的位置、大小、水源的分配等情况,如田地的灌溉水源包括沟水、洞水、河水等不同类别。交易过程中的“契价两明”,主要是明确产权,防止以后出现纷争。

   在田地购买过程中,永锡桥本身以法人身份同卖方签订买卖契约,完成产权交割,其产权单位为“永锡桥柱”,在政府备档,并以此明示于契约。同时也是一个纳税单位,作为一“柱”,向政府交税。由此可见,“柱”作为一个独立的产权单位、交易单位和纳税单位而存在。③

   专门的捐约也具有产权交割的效力。例如《桃花港黄獭溪口小河义渡志》所载《王楚香捐约》:“此系楚香乐捐,并无央强情弊。自捐之后,任小河义渡首事永远轮管,后无反悔。年逢大造,收粮合户,应差完纳。今欲有凭,立此永捐字约一纸,付义渡首事收执为据。”

  

   其二,田业管理。

   择田,要考虑所购田产管理方便与否、土壤肥沃与否。④择佃,佃户需要找乡里有名望信用之人作为担保,才可以承佃,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则以约束佃户。禁止首士私自出佃。⑤地租的交纳,也有详细的规定。⑥通常还要将实物地租出售以换取货币。⑦佃农交租“如有任意拖延者,董事人等除另佃另拨外,立即公同禀追”,《武陵县龙湾上公义渡志》的这种规定普遍存在。

   田租需要用来完税,缴税完毕后的剩余部分才可用来自由支配。政府对于永锡桥此类的公益事业通常并不予免税。武训兴办义学,因为资金不足,士绅向县衙申请学田免税,但仅获准部分减免。(龙登高、王苗,2018)租谷的开支,主要用于当年守桥人报酬、桥梁维护、祭祀、茶叶购买等,余则汇入“会金”。

   其三,公屋管理与免费公共服务。

   桥会购买田地修建公屋,出租给守桥人即佃户以供其居住。佃户不付房租,但是需要交押金“进庄钱”,而且要有声望之人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责任。永锡桥守桥人负责为路人提供免费茶水。茶叶经费从桥产收益中开支,每年分两季拨给佃户谷10石,要求其提供茶水必须精细,如果糊弄了事,时有时无,则将所给之谷留下并退佃,绝不宽恕。佃户必须维护好公屋、廊桥等设施。①五年一期,期满良好者可继续承佃,否则会被退佃。未到五年之期,若佃户有违反规定之处,则惟担保人是问。

   公屋同时作为桥会公议事务的场所。公屋是桥会、义渡普遍拥有的财产。义渡常有供停泊船只的船坞或船屋,以避免风吹雨淋;还有码头及引接道路。此外桥会、义渡还有其他财产,例如桃江义渡设立了横口滩救生船。②

   (二)会金及其运作

   “会金”即桥会专门基金,以其增值收益来保障廊桥的长期维护和日常开支,及必要的社会活动费用。会金来源,一是捐款余资,二是每年的地租收入余额,三是投资增值收益。

   永锡桥的会金起初是建桥之后捐资剩余的226千文余。会金由司会负责管理,可以通过市场经营来寻求增值。主要是购买田业,其次是放款生息。其章程明确规定:

   “钱项以买业为主,不宜放借图利。若钱少不便买业,亦只准各乡散户承借,首事不得支领,免致彼此效尤,庶归画一。借钱者必亲书抵约为凭,倘拖欠不还,随即照约管业,决不宽徇。”

   “买业”主要是购买田业,出佃收租。“抵约”属于抵押贷款,到期不还,则以抵押的田地房产来清偿债务,由桥会“照约管业”。为了保证资金回收,通常采取保守性放贷的方式,例如由富人担保等。经营会金的方式除了放贷之外,还有投资商业、放到典当行中收取利息等等。这种经营模式和当前哈佛、耶鲁之类高校的Endowment运营模式颇为相似,其性质亦然,“会金乃捐费余赀,非一人一乡所有”。

   会金、公款通过放款生息来增值,注重风险管控,严控高风险的高利贷行为,也杜绝首事领借。南浮义渡“其放借行息,议定长年加一。自应慎重择主,庶免拖欠滥账情弊。如有好主,除首事不得领借外,其余短月皆可放借,不得藉口贪掯短息。凡有此弊,均维经管是问。”这些规定事实上是很难把握的,因此有些桥会干脆不放贷。

   放贷通常交专门金融机构来管理。长沙“义渡捐项发交长善二十一典,按月九厘生息,钱平九五色,按季支取。”如果经营得当,委托得人,如委托给放贷典当行,有望生息可观。尤家滩小河义渡,道光二年渡产余银170两左右,通过放贷,道光二十四年增至400两。于是“公商置业”,购买了25亩水田。徽商善于营利,桥会结余银两作为营运本金,参照传统金融“合会”的形式,由会首营运,并按市场规则与章程规定,照例立“领约”。③

   桥会义渡的资金开支,也包括慈善行为,但主要限于向同类机构捐赠。湖南鳊鱼山六里义渡“义渡原系利济行人,如遇他处建桥置渡修路,请捐者酌量捐费。其余庙宇寺观,概不应酬。”④永锡桥获得来自其他义渡会的捐赠;永锡桥志规定,其本身也只能向其他义渡与桥会捐赠。

法人产权主体及其运营管理

   (三)法人产权属性

   以上民间组织的资产属于法人产权,传统中国土地私有产权发育成熟,已有系统论述(龙登高,2018),中国历史上的法人产权则尚未揭示。

   法人(Legal Entity)产权,与自然人产权相对应,指特定群体、机构、单位、社团、企业所拥有的产权;另一方面,又与公有产权相对应,公有产权指产权归国家、政府或公众所拥有,包括State-ownership, Public ownership, Common ownership, 财产权利界定为公众行使,任何人在行使对公共资源的某项选择权利时,并不排斥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利。法人产权则不然,至少具有以下属性:

   1.法人产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该特定团体、机构之外的个人、群体与机构,不能主张其权利,包括政府。政府不得以公共理由占据渡产(肖奔,2015)。瓜洲义渡船是专门为利济行人而开设的,规定对南来北往的官商永不借用。衙门、军队,概不应差,特别报请镇江、扬州官府出示明谕(龚君、魏志文,2016)。其他机构也不得以公共之名占有其财产。永锡桥所在原有锡湾义渡,义渡出借其铺屋财物,积极支持桥局,“诸义渡司会、首事,始以公田租谷八石三斗暂付局内领收,以为修桥之助”,但光绪七年廊桥建成之后,桥局将该资产还给义渡,“凭四境贤士,将诸义渡铺屋田亩,交船会原首事经营”。

   2.法人产权又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其财产多来自捐赠,但让渡资产后,原所有者不再享有权利;董事、管理者甚至创始人也不能以其贡献而主张或分割其权益,在营利法人中,即使拥有股权者也不能分割某部分财产。在台湾地区,义渡的历史使命终结之后,转变为慈善机构,继续服务社会。

   解放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后,基层义渡、茶亭等法人产权通常由村乡或生产队集体继承。安化县梅城镇歇凉茶亭,解放后,村里仍每年安排人到亭上住守,每年记工1000分。实行责任制后,由相关联的三个村每年各补贴守亭人120元钱,直至1997年通公路后,此茶亭便无人值守,基本荒弃。湖北建始县与恩施县交界的大沙河义渡,有渡口边的5.7亩山地“义田”,其收入用于船工的生活。集体化后,义田交由生产队耕种,船工由生产队记工分。土地承包到户后,义田划归船工,其相应补偿是不交提留款及农业税。现由当地政府给予一定补贴。①

   3.法人产权受到政府和法律保障。永锡桥保护桥梁的条款,通过“县宪告示”而具有法律效力。内容包括不允许污染桥梁、公屋;不能从事短期的营利行为,或限于眼前的义举;不能摆摊,不能容留乞丐等。违者预以惩处。

   桥会是一个法人,是一个产权单位、交易单位,也是一个纳税单位,在政府备案为“永锡桥柱”。以此法人之名签订各种契约,包括田地买卖契约(典当契约偶亦可见)、租佃契约、雇聘契约,亦以此法人之名纳税。此类法人产权非常普遍,永锡桥的捐资来源中,除自然人与家庭外,也有大量法人,包括商号、公司、会馆、家族、善堂、庙会等。其中商号一共有77个,占捐赠单位总数的3.4%,捐额为251千文,仅占总金额的1.7%。77个商号当中最大捐额也不过12千文,41个商号则各捐1千文,是捐额中的最低值。商号之外的其他法人单位共有24个,占捐赠单位总数的1.1%,捐额为572千文,占总金额的3.9%。其中印心石屋、百梅庄等各捐了100千文。捐10千的有6个,12千的3个,20千的4个,30千的2个,10千以下的7个共捐36千文。义渡、船会、船行、其他桥会等同类组织积极支持,例如蒋姓乐安桥会捐钱12千文,太原桥会捐钱4千文,丹竹塘义渡捐钱10千文,王振拔船行捐钱30千文,谌永春舫捐钱12千文。

  

   四、民间的制度创造力及其影响

   (一)传统中国的公益法人

   桥会、义渡的性质相当于今日的公益法人。与政府相对,它是一种非权力机构。与营利法人相对,它是指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履行相应社会管理职能的法人组织。本文不拟详细讨论其法理层次的界定(可参见俞祖成,2017),着重从桥会、义渡探讨其原生性的基本特征。

   其一,公益性。一是从事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并面向大众提供无偿服务。二是首事与组织者都是义务的,并不从中获取报酬,事务繁多者或可有少许补贴。

   其二,非营利性。其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义渡、桥会不收取费用,更不以此谋利。但非营利性并不意味着不能从事盈利活动。其田产或基金有收入,不过基本用于自身的开支,而不能在成员中分配,即没有股东,没有分红。这与当代慈善公益机构的规定一致。

其三,非政府性。它们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法制保障,甚至得到政府的部分拨款。但其本身并不是行政机构,它们属于非政府组织;也具有非公共性。既不是政府组织,也不是公共机构。①应该注意,在其行文中特别是内部,则根据传统习惯称“公议”、“公产”。传统意义上的“公产”,与现代中国的“集体产权”颇为相似,但与西方所说的“公有”产权仍有差别。相对于团体或机构内部成员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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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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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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