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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基层的制度遗产

更新时间:2021-02-02 22:51:52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这意味商业经营是自由的、低成本的,当然同时也表明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政府应有的保护和规范的。面对商人的厚利,政府心生嫉羡,不时自营商业,与商争利。然而一般的政府自营商业,效益低下,经营成本高,而且同时受到不能“与民争利”的儒家正统观念与“祖训”的道德抨击。于是宋朝开始征收商税,同时减少国营商业。国退民进,政府从国营商业直接谋利,转向征收商税获利或与商分利。所谓与商分利,是指一些国有国营的垄断行业,转为由政府委托商人经营,或者主要环节由商人特许经营。所谓“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使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虽然有汉武帝、桑弘羊及后来的王莽推行国营工商业,宋代王安石的国营化改革、贾似道的“圈田运动”,但这些基于财政困难的变革举措,越来越受到强烈的抨击和抵制,宋代以后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取向。宋代官田宅买卖、租赁及官营工商业经营权转移中出现了“实封投状”的法定竞争形式,是类似于现代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此项法制虽然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但其展现的追求公开、公平、机会均等的法定形式和创新精神。

   第六,市场、市镇的成长,凸显自生自发的民间经济对城市化的推动力。

   宋元明清市镇,与治所城市的政府控制和管理不一样,市镇基本上是民间经济推动下成长的,四种主要类型都是如此。一是集镇,从周期性集市演变为常市与乡村中心地。二是商道市镇,因地处交通要道,商贾往来,商品集散,工商业服务增多而成长起来。因宗教活动与信徒汇聚而起的宗教性市镇亦与此类似。三是大中城市的附郭草市镇和卫星市镇,因城乡交换而兴起。由于避税,避免官府和豪强的干扰,农民、商人与市民在城外交易,逐渐扩大为市镇,甚至取代了原有治所城市的市场功能。四是明清时期引人注目的专业市镇,地方特色性商品的销售市场扩及区域市场甚至全国市场,在江南等地,因产业集聚而成长的棉业市镇、丝绸业市镇等,形成产业链中的重要节点。

   市镇多不设正式品级官员,但因交易规模扩大,政府当然不会忘记设立税务机构以敛财,亦有治安机构维持秩序。尽管这些市镇不入政府级别,但有的人口规模与交易规模不小,宋代已出现市镇人口超过所属县城乃至州城的情况,明清时期为数更多,而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等更成为市场网络中的全国性中心城市。

   市镇的成长实际上反映了市场与民间经济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二、有限政府:为什么允许民间自由,而未能强化对基层的全方位控制

  

  

   历代王朝对基层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效果如何?王朝能不能对庞大的帝国实行全方位的强力控制,如果实行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不是,是出于皇权和政府的好心吗?

   第一,全方位强力管控的巨大成本造成重税苛政,不可长治久安。

   如果王朝要对基层事无巨细地进行控制,那么其管理成本过于巨大,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其巨大经费与开支来自税收,来自于老百姓,重税苛政之下统治或可以短期维系,不可长治久安。这也是王朝末期的通例。重税之下,民不堪命,何来国家稳定?

   强制性管控对于短期的小型的经济体可能一时奏效,但范围越大、人数越多、时期越长,强力控管就越困难,因为它所面临的多样性越丰富,面对的民众的利益与选择越多,它所需要的协调与妥协就越困难。高度集权和强力管制,可一时而不可长久。残暴的秦朝与隋朝,可以通过暴力与强制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倾举国之力大兴土木,但它们很快土崩瓦解。前车之鉴使继起的汉朝和唐朝都采取与民休息的国策,分别实现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并使国运延续二三百年。

   宋代可以说是这种朴素自由主义的高峰,甚至士大夫也获得了“不杀士人”的历朝少见的宽容政策。明朝政府控制有所强化,但基本精神仍保持不变。清朝对于基层,“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无异于对民众与基层的自由放任。同时,沿用民间的习俗和惯例,或者说,法律条文根据民间的习俗和惯例来进行规范。到了近代,由于人口的增多,公共事务的扩展,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开始渗入。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作为协调因素的乡绅入城,新的民间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替代之,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权力真空,政府迅速地填补进去。在20世纪相当时期强化政府控制的世界性潮流之下,近现代中国政府向基层渗透加强,采取了一些有悖于传统习俗和惯例的政策,并呈日趋强化之势,至计划经济达到巅峰,民间一切经济活动均由政府控制。

   第二,民众与基层享有自由和权益,离心力与革命意识较弱。

   让民众自由地去进行各种经济活动,轻徭薄赋,人民安居乐业,愿意甚至乐于接受统治,从而使反叛与离心力最小化。来自化外的满族从残暴的流寇转为坐寇之后,不久获得汉族被统治者的认可,就在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自由放任取向。清朝除初期与末期之外,其税收占GDP的比率约为5%,相对于宋明时期,相对于同期的欧洲各国,都要轻得多。理论上政府不过是看门狗,民众是现实主义的,英国与欧洲不少国家的一些时期,也宁愿选择一个外来的君主,以便更好约束专制集权。

   事实上,基层与民间的经济活跃,政府的税收也就会水涨船高。虽然滋生的人丁没有加赋,但清朝的商税大增,实现了《论语·颜渊》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效果。

   同时,各地民众自由选择,能够因地制宜,激发创造性,形成多样化形态。前苏联与美国的对照令人深思,而中国历史上的基层社会也与美国的地方自治有类似之处,具有共通的逻辑。首先,基层自治,不需要中央对地方事务去进行管理和指导,所以中央政府的负担较轻,相应的风险也就较小。其次,基层具备了自由选择与自治,也就无所谓离心力或违命不从了——所谓离心不也就是摆脱束缚追求自由吗?相反,各地在统一国家中可以共享大市场的益处,也可共享区域间调剂所带来的分散风险功能——地区间的丰歉调剂有助于相互救助,共渡难关,为此他们会主动加盟联邦以分散风险,而不需要来自中央的强力控制。再次,各地都有不同的特色与区情,中央进行统一管理将无法兼顾特殊性,相反,地方自治能够因地制宜,并努力确立自身的竞争力。复次,各地之间的竞争中会出现一些利益冲突,大量存在不一致的政策与法规,但是,通过协调,通过磨合,能够形成一种秩序,而且通过竞争会形成优胜劣汰。

   第三,历史上集权的有限性:交通运输与金融工具的约束。

   中国历史上专制与集权通常被渲染得无所不在,为所欲为。其实,在传统社会,受技术条件的约束,专制与集权通常是有限的。

   首先是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限制。皇帝与中央从地方敛取财物的工具与能力有限,使得财富向中央集中的范围和程度都不高,地方特产、贡品或奢侈品供皇室消费,其数量始终有限。对南方的财富,隋炀帝举全国之力修筑南北大运河,将沿线与南方的物资运输到中央,但沿线之外的广大地域,仍然无能为力。更可怕的是,大运河修通了,隋朝皇帝却享受不到运河运来的南方物资,因为巨大工程劳民伤财,以致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被打断了。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手段,则使中央获取与支配地方财富的能力空前壮大,要快速可以用飞机,要大量可以用火车轮船,要广泛可以用汽车,可以说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古代各地的贡纳就相形失色了。

   其次,金融工具的限制。传统时期缺乏国有国营的金融工具,社会剩余只能通过赋税的渠道流向政府。当代的富有效率的金融机构则使民众的钱财都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当它们由政府垄断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剩余以金融机构为中介流向了政府控制。例如,当前农村与城市居民的剩余资金通常存入银行,银行贷款的流向当然偏好规模大并被视为风险小的国有企业,这就形成了资金配置于政府及其关联企业的格局,其效力不亚于税收。

   第四,税收财政能力的限制。

   短缺经济时代,财富创造能力不足,平均一个生产者或从业人员提供的社会剩余相当有限,税收注定不高,能够养活的官员人数比例不高,否则民众交税稍多就无以维持自身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从而使高税收政府也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赋税征发的条件和工具有限,实施成本太大。

   宋朝对草市和农村市场就听之任之,如果要设立税官,可能这个草市的税收还不足以养活一个税务机构,或者一个包税商。草市之名,就是指非官立市场。隆兴初诏:“乡落墟市贸易,皆从民便,不许人买扑收税。”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其商税的蠲免更为常见。真宗曾诏令“诸路州军农器并免税”,灾荒之时尤其如此。

   政府对于市场立法也逐渐重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正常交易活动。在政治清明时期,商税则例、税务管理等方面都以“通商惠工”为宗旨。宋太宗下诏,商税“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司以部内州军商税名品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元祐年间,在江东江西等地进行税务整顿,“务令商贾通快,不致邀阻”。

   宋朝法律赋予了商贾一定的权利,当受到非法盘剥时,允许商人越级申诉。如南宋初规定:“沿江诸郡税场,今后商贾所载物货,如系茶、盐、米、麦、面、铜钱,敢有违法税者,许商贾越诉。”曾有一名客商就曾向官吏据理力争:“我官钱十文纳了,你却问我要甚事例钱,必须取条贯分明详谕,方肯纳而去。”可见法律条文效力强,成为商人寻求自我保护的依据。

   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守护者,宋代政府的作用加强,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市场立法条文的增加,立法范围的扩大,也是市场扩大并趋于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政府也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表现于政府与官吏经商,表现于政府成为市场的一大消费单位。就本质而言,市场这一开放和运动的系统是政府的异己力量,政府总是希望把它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然而,市场关系渗透力广,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利用市场因素调整国家控制的手段,宋代以后比较突出。

   其五,皇帝—官僚—民众(中央—地方—基层):中央集权与民间自治的逻辑关系。

   中央集权与民间自治,二者表面上似乎相矛盾,实则具有内在逻辑而呈相辅相承的关系。皇帝对于百姓,既要从中获取赋税,又要维持其天下太平。皇帝不可能直接接触百姓,只能委托官僚去征收赋税,并维持秩序。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方官僚与委托方皇帝之间的利益不完全相一致。官员要获得升迁必须完成皇帝的任务,此时二者是一致的,但官员为了做出政绩可能不惜扰民;同时官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利用职权寻租,搜刮民财,这与皇帝的取向是相违逆的。皇帝力求避免地方官员依仗权势,侵夺基层,渔肉百姓,动摇其根基。

   在多层级的官僚等级体系中,皇帝与基层之间的信息传递会发生扭曲与失真,每一级地方政府与官员都会以其偏好和利益驱动来选择性传递信息。因此历代王朝建立了选拔任用、升降黜免、监管和督察的官僚体系。所谓中央集权与专制主要是指对等级官僚体系的严密控制。专制集权之残暴,大多数事例都表现为严厉处置官僚,一部分事例则是官员违规寻租,欺凌百姓。

民众被视为载舟覆舟之水,虽然竭泽而渔的皇帝不乏其人,但皇帝的取向主要是从民众获取稳定而持续的赋税,一般无法或不会直接侵扰其子民。扰民者是处于中介的官僚。皇帝授权给官僚,同时必须限制其权力,特别是限制官僚对民间的侵扰。宋朝地方官员有避籍、避亲制度,需要回避本贯、寄居地、回避祖产和妻家田产所在地、回避亲属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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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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