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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更新时间:2021-02-01 23:21:29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 。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 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还是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 。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 ,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 。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果中我们看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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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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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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