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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温方方 邱永志:清朝与宋朝的地权市场差异:基于典权交易的比较

更新时间:2021-02-01 23:09:41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温方方   邱永志  
其利息应该是地租的两倍,即60千。显然,30千是地租而不是贷款利息。也就是说,承典人在这笔交易中获得的总收益远远不只是30千,如果他自己耕种的话,就是全部的土地控制权与土地年产出。如果是抵当交易,钱主对土地是没有控制权的。

   由于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宋人对典、租和抵的把握与灵活运用,往往超过了上面那位县令的水平。交易者的需求千差万别,多种方式与融资手段有助于他们实现各自的偏好与需求。在这里,出典方业主需要以土地获得借贷,又希望获得土地的经营与劳动收益,同时还要力求保住其所有权。承典方钱主希望通过放贷获取资本利息,通过土地控制权来获得担保和利息实现,但并不希望自己耕种土地。典之离业,即土地实际控制权由出典方让渡给承典方,其中也包括了自由出租土地的权利;至于承典人出租土地的对象,也可包括此时的名义所有者出典人。通过典、租两种交易方式的交叉运用,钱主徐子政以典田出租的形式收获地租;而业主保留所有权并以承租的土地使用权获取收益。在这种意义上,规避所有权交割的风险,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自由选择,是典产生的内在动因,也是地权交易形式不断多样化的动因。这种交叉运用,到清代就内化为合法的典规则了。

   事实上,宋政府有时也不自觉地认可了这种出典自佃行为,尤其是在没有造成纠纷的时候。政和年间,今陕西一带,原业户(田主)出典土地外出,返回后或赎回土地,或向现业户(承典人)租佃该地,承典人成为此时的“现业户”,原田主则同时又是“佃户”。由于宋代典权仍在发展初期,政府的严格规定限制了民间运用和发展典权交易,但人们会千方百计绕过制度障碍,交叉运用不同交易形式,趋利避害,满足各自的需求。

  

   (二)典田出租类型与收益分析:清代“收租抵息”辨析

      清代承典人常常不是自己耕种土地,而是将其出租,典契常约定允许承典人自由“招佃耕作,收租纳课”。许多典田原本就存在租佃关系,典交易通常维持原有佃户不变,因此被恰当地称为“管佃”。康熙五十年(1711)福建许而远的田地以7两5钱出典何家,“其田听徙何家前去会佃管业收租,理纳钱粮。”这里承典人管业的形式表现为接管租佃关系。事实上宋代就已存在,元代可能已出现普遍的趋势,其“典买田地契式”的内容,就是针对已存租佃关系的典或卖:□里□都姓□,有己承分晚田若干段,已出租,“系□人耕作,每冬交米若干石。”“从立契后,仰本主一任前去给佃管业”。典契注明“约限几年(或三冬)备元钞取赎,如未有钞取赎,依元管佃。”当然,管业改佃,另佃他人,也未尝不可。清代台湾的一则典契具有代表性:“对佃付银主前去掌管。招佃耕种,收成纳课,或原佃,或起耕,听从其便”。承典人银主对田地的使用权可以自由支配。

   典田还可以租佃给出典方本人,对出典方而言就是所谓“出典自佃”,“佃种出典之地”。这在清代相当常见,在被整理的乾隆刑科题本中,选录了39则典交易案例,其中出典自佃21例,约占53.8%。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致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或者需要两次交易环节,而是把它看作典的一种类型;政府亦予完全认可,谁也不会视之为不合规则,或像宋代那样把它与抵当相关联而视为不正当交易。道光年间山西的典契简明约定“此地地主租种”即达成这种交易:

   立典地土文契人辛炳光,因为使用不便,今将自己南头领上地一段十八堆,情愿立契典与王安邦名下管业耕种,同中言明典价钱十千文,土木石水相连,通行出路荒熟一并在内,随步脚粮钱一百五十文,一典三年为满,查下许赎,恐口无凭,立典契永远为证。此地地主租种,每年租麦七斗。 道光十七年七月初一日 立典契人 辛炳光 同中人 杨作梅。

   既是承典人“管业耕种”,又由“地主租种”,显然是典田双方之间的租佃关系。其实出典自佃具有内在的经济逻辑与合理性。出典人通常是贫困无告的借贷者,如果没有土地耕种报酬,那么一家生计很可能无法维持,遑论偿还贷款?正如山西静乐县一名出典自佃者所说:“往年租种这地,还能过活。如今没了这地,就难度日,秋后如何还能取赎?”但出典人再从钱主那里租回田地,则能够以土地耕种维持生计,钱主也获得地租,双方均有所保障。而且,清代土地产出增加,租佃关系更为发达,因此清代放贷人多将典田出租,其中多数是租佃给出典方本人。因为就放贷者而言,清代专门化的经营机构有所增加,如外地商铺、及钱庄等,往往脱离了土地经营。它们与当今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似,并不以获取土地产权与耕种为取向,而是希望通过典田获取贷款收益。因此将典田直接出租给债务人即出典方,不必另外寻找佃农,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及违约惩罚成本都可以最小化,还可以降低风险。可见,出典自佃的方式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是减少交易成本与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

   有趣的是,宋代不允许承典人与出典人之间发生租佃关系,意味着典权所包含的使用权受到限制;清代典田出租如此普遍,从而导向另一个误区。由于承典人出租典田,每年的利息表面上体现为地租,所谓“银不计利,田不计租”,或“收租抵利”之类,非常普遍,这不是地租与利息之间的交易吗?于是有学者将“租息相抵”视为典的核心规则。从表象上看似乎如此,但如果我们回到宋代的“典需离业”的规则,也就是说如果承典人不出租田地,而是自己耕种,那他所获得的不就是全部收益了吗?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试细绎之。设:

   田主出典人应该支付的资金年利息为 P

   银主承典人获得的田地年总收益为 Y

   承典人出租土地时,获得投资收益地租 R

   佃农耕种土地获得劳动与经营收入 M

   当银主承典人自己耕种与经营田地时,资金年利息P等于田地年总收益Y,即:P=Y

   这在宋代是很清楚的,因为田地发生了转让,由承典人耕种,宋代通常不能由出典人继续耕种;但当银主自己不耕种、行使其典主权利出租土地时,每年全部土地收益就变为由银主与佃农分享,劳动与经营所得归佃农(M),银主坐获地租(R)。表面上看P=R,但这是承典人仅获得地租R所造成的错觉,实际上那是因为承典人出让了土地耕种权利及其收获物的缘故。很明显,这里:

   a) P=Y=M+R

   如果按通常的地租率50%计,土地收益的一半将作为地租交纳,则:M=R,那么,

          b)P=Y=2R

   前引宋代事例中,地租是30千,而利息应为60千。

   如果租佃此田地者是出典人,则M由出典人获得,向承典人交纳地租R。如果承典人收回土地使用权,不出租而是自己经营,那么他所获得的就是全部的土地经营收益Y。可见,资本利息所交换的,并非只是地租。即P≠R。

   其实,典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宋代“离业典田”,也就是清代通常所说的承典人“管业”,即接管农庄控制土地经营。而这种管业,在租佃关系之上则称之为“管佃”,即掌管佃户及其对土地的经营,并与佃户分享土地全部收益Y,分别获得R和M。由此可见:

      1. 根据宋代“典需离业”规定,可以清晰地理解典田是出让了约定期限内全部土地权利及其总产出Y;但宋人还不太理解的是,Y可以分解为 M+R,而承典人转让M是其应有的权利。或者说,当典田发生租佃关系时,其全部收益分解为经营收益与投资收益,佃农获得经营收益,银主承典人获得纯投资收益。

   台湾曹待时、曹进宗祖父典过两处田园,因田园抛荒欠收欠债,乏银应用,甘愿以典价佛银820大圆转典罗奇英。“任从转典主自备工本招佃开辟成业收租,纳租抵利,时不敢异言阻挡生端滋事。倘日后价增百倍,亦是转典主之鸿福,时不敢异言赎回之理。”这820大圆是罗奇英的一笔大投资,用于招募佃农,改良土壤。其投资收益是未来的地租,可能“价增百倍”,也可能像典主曹氏一样欠收,这就是投资风险。所谓“纳租抵利”,仅表明银主是一种投资行为,以典田中的一部分权利——田地使用权去投资,并不是以其全部权利去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约定期内的全部权利的转让,是下文要谈及的转典,即获得贷款本金。

   2. 承典人出租田地,但仍拥有土地经营控制权与处置权。事实上,对承典人而言,M可视为机会成本,当他自己经营土地时,就不能去从事其他活动而获取另外的收益了。银主承典人可以从农庄经营中脱离出来,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而获利,如工商业。事实上,清代的放贷者,不少是外来的商人,甚至是专门的放贷人与放贷机构。

   3. 再进一步来说,当佃农获得土地使用权建立自己的家庭独立经营农庄时,其全部收益通常超过地租的2倍,因为佃农还拥有家庭农庄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还有风险溢价收益等。所以,通常情况下,佃农所得大于或等于地租:M≥R,从而,典权贷款的利息,通常大于或等于地租的2倍,即:

   c) P=Y =R+M ≥2R

  

   (三)承典人的权利与收益细分

   于是,承典人的权利与收益包括如下相关的三个部分:

   1. 以其土地经营权建立个体家庭农庄,获得全部土地收益,可称之为经营收益。

   2. 将其中的土地使用权出租,获取投资收益,即未来的地租。

   3. 行使典田的担保物权功能,通过转典或抵押获得现金,即未来收益的变现,或跨期调济。

   这第三项权益,也是第一项权利派生或细分出来的。既然承典人所获得的是土地全部的控制与经营权,那么,当他需要现金时,就可以将未来收益变现,通过转典或抵押等渠道来实现,这相当于担保物权,从而以典权实现跨期调济。土地使用权则不具备转典、抵押等权力。第三项权利,在宋代即已被认可,清代更为普遍,而且衍生出多次转典(详后)。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承典人将典田出租后,仍具有转典的权益。通常发生转典或抵押后,佃农可以继续耕种土地不变。清代“租息相抵”的误区,忽视了承典人的这一重要权益。

   借用现代物权的概念,出典人从“自物权”中释放出来的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权利“他物权”,包括出租、抵押与典当等权利,可见典权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权。有人把典权等同为一种使用权,就在于忽视了使用权是不具备抵押与典当功能的。

   从典权的发育过程及其性质来看,典田所释放的使用权交易,在宋代相对有限,至清代则比较充分。因为土地收益可以分享,土地权利可以分割。在“出典自佃”这种类型中,田主保留所有权(自物权)又租回使用权;相应的,银主即承典人则获得他物权,并释放其中的使用权而获得地租。拥有自物权(所有权)的田主,通过典交易在约定时限内释放的他物权,由承典人控制,不仅包括使用权在内的用益物权,还包括担保物权,可以之转典或抵押。

   在这里,自物权分离出他物权,他物权分离出使用权,三者既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分享各层面或各时段的土地产权与收益。当他物权被析出,自物权还剩下什么呢?仍具备相应的权利,如出卖。山东商河县例具有普遍性,“乡间典当田房,没满年限,只要向原典主说明,就算不得朦混”,原地主即可转卖。典当关系依旧延续。至典当期满时,可由新田主(买主)从原承典人那里赎回。出于对典权的尊重,也为了减少交易方过多可能引发的麻烦,当田主出卖所有权时,典主拥有“先买权”。

租佃(包括押租)是使用权的交易,买卖(绝卖与活卖)是所有权的交易,典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土地权利的交易,但既不是使用权也不是所有权的交易,可称之为限定性物权(他物权)的交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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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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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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