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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庆中 龙登高:近代上海钱庄银拆利率探究:基于1912-1933年上海汇划钱庄银拆的数据

更新时间:2021-02-01 22:47:00
作者: 潘庆中   龙登高 (进入专栏)  
需要具体分析每一个高值月份具体的宏观环境和历史事件,就总体利率波动性而言,上海银拆利率的波动幅度是大于英美同期水平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可能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外因,开放竞争的金融市场,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干扰,表现为高值月份较多,利率的标准差较大;二是内因,高速成长中的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中货币需求的波动幅度大、传统金融机构的特有制度安排等。外部的频繁冲击与深度不够、制度缺陷的市场内因相结合,造成了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频繁动荡,其中内因可能是一个更主要的方面。在下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将试图说明货币需求波动和分账制度引起的季节性因素对金融市场波动的可能影响。

  

   五、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季节性

  

  

   近代上海的金融市场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波动性,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这种季节性表现的更加明显。这种季节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加大了近代上海金融市场资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波动性,如果这种内在的波动性遇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冲击,非常容易造成金融机构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例如,1883年的倒账风波,1897年的贴票风波还有1910年的橡胶股票风潮,每次都是在接近年关的阴历11月份市场资金最为紧张之时爆发危机。

   从数据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似乎是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分水岭,30年代之前的金融市场季节的波动性要远远大于3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进步,金融市场的这种季节性特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从图7中给出了不同时期的12个月份银拆的平均值。从各个月份的变动情况来看基本上与之前的分析相符,5-6月份、11-12月份和翌年1月份是市场上流动性紧张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金融市场上的季节性因素是不断降低的,1912年之后5-6月份的银根最紧张时也显得平缓了,特别是法币改革后的1936-1937年时期,年底的时期银拆也没有上涨太多。

   总体来说,1927年之前的上海金融市场表现出了较强的季节性,具体来说五至六月份、十一月份至翌年的一月份市场上资金紧张,二三月份和七八月份市场上资金充裕,导致旧上海金融市场季节性波动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出口贸易引起的货币需求波动和中国的年关分账清帐制度引起的货币供给需求波动两个方面来做一些尝试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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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上海钱业银拆的各月走势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钱庄史料》中“日拆”的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到。

   (一)货币需求的波动:国际贸易的季节性

   这种季节性多是与贸易相关,“就我上海之金融季节,或全国之金融季节而观,其在今日,所受国际金融市场之影响,虽已不轻。若与他国之情形相较时,有可谓极微。故金融季节发生之原因,似以国内的为主体,而国内原因,似又以农产为主体。要之此种原因,除有非常事变外,大概多有一定时期,因此金融季节之变迁,似商不难推测期一二也。”[xix]

   源引《上海钱庄史料》中收录的“上海之金融季节”一文:“近数年来上海金融之变动情形,由过去之事实,及资金需要之原因,而归纳论断之,则上海金融,可分其季节如下:第一季,二、三月份为金融最宽时期,第二季,四、五、六月份为金融紧急时期,第三季,七月份为金融平和时期,第四季,八、九、十月份为金融最紧时期,第五季,十一月份为金融平和时期,第六季,十二月即翌年元月份为金融紧急时期。”以上月份均为公历月份,第一季为正月和之后的市场淡季,资金需求量不大,市场上资金相对宽裕;第二季为丝茧和茶叶的上市季节,各商栈争相收购出口,市场上资金相对紧张;第三季丝茶市面已过市场清淡;第四季棉和粮食上市,出口旺季,花用十分之巨,市场上资金相对紧张;第五季银拆因出口货多,收回现银亦多,银拆价格渐渐回落;第六季阴历年底结账分红,商家金融紧张,银两和银元需求量都大为增加,市场上流动性紧张。

   (二)货币供给的波动:分账清帐制度

   股份制公司是近代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与1872年,它的股票以等额划分,可以买卖转让,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兴办股份制企业在中国迅速蔚成风气。1872年,股份制企业只有招商局一家,到1887年,在《申报》上公开登载股票价格的企业共有36家。

   中国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有别于股份制公司的——“有限责任”,而是股东负有“无线责任”的合伙制,在本文研究的这段时期内,大多数的公司企业都还是这种合伙制的组织形式,股东按资出股,掌柜的和技术性工人可以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称为“身股”,一般到年底按照这一年的盈利和亏损情况清算分账。

   从现在现存的钱庄业的账本来看,名目繁多,多使用旧式记账法,从1937年起,钱业公会才决定使用新式会计记账法,在此之前所有的账本账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红账”,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或初三将上年度营业盈亏状况向股东提出的年度决算报告,因惯例以红纸缮写,故称“红账”。“红账”是一种旧式收付清册。上收下付,上收是负债,下付是资产,付多于收即是盈余。

   每年的年关,各个商家、工厂都以“红账”的形式报请到股东大会,有盈利就分红,有亏损就需要股东垫付。然后分账结束之后再决定下一年度是否再继续营业,如果认为继续经营无利可图,经股东表决通过之后就要开始清算资产,变现付给股东,是为“清账”。

   由于所有制形式和年关分账清账的习惯,使得每个商家在年关之前都急于收回欠款,清理账务,清算资产,使得年关之前的阴历11月份和12月份市面上资金紧张,对于金融业的影响尤为显著。

  

   六、总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上海,不但是全中国的工业和贸易中心,更是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作为近代中国金融业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钱庄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但创造了一种类似于今天银行本票的票据——庄票,更创造演变出了一套依托庄票、公单的支付清算制度——汇划清算制度。鉴于1933年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前,上海钱庄同业的“汇划总会”在金融业票据清算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上的核心地位,银拆利率实际上成为了上海金融市场上的基准利率,它的高低变化基本呈现了上海金融市场资金的宽松程度。本文以《上海钱庄史料》的记录为基础,分析了1912年1月至1933年12月间上海市场上钱庄银拆利率的变动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与之前1872-1911年相比,1912年之后银拆利率的均值下降了0.05两/千两每天,标准差亦比1872-1911年下降0.01;1912-1933年这22年间,银拆利率的均值和标准差都经历了1912-1917年、1918-1926、1927-1933的“低”、“高”、“低”三个阶段。

   第二,与英国、美国的基准利率以及近代上海的银拆利率进行比较,从简单的均值和标准差上来看,1912年之后上海金融金融市场的利率比英国和美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幅度和更高的均值水平,通过T检验,英国利率与上海银拆利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而且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上海银拆利率高于英国利率,美国利率水平与银拆利率不同的原假设不显著。但在剔除了高于10%的高值月份之后,上海钱庄的银拆利率没有显著地不同于英美利率水平,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银拆利率之所以平均值上高于英美同期水平是由29个月份的高值引起的。利率高值月份的影响因素很多,需要具体分析每一个高值月份具体的宏观环境和历史事件,就总体利率波动性而言,上海银拆利率的波动幅度是大于英美同期水平的。

   第三,从上海银拆数据的月度走势来看,1927年之前的上海金融市场表现出了较强的季节性,具体来说五至六月份、十一月份至翌年的一月份市场上资金紧张,二三月份和七八月份市场上资金充裕,导致旧上海金融市场季节性波动的因素有很多,文中主要从出口贸易引起的货币需求波动和中国的年关分账清帐制度引起的货币供给需求波动两个方面来做一些尝试性的解释。

   本文以近代上海金融市场最核心的汇划钱庄“银拆”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初步地定量分析研究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变迁。总体来说,1912年较之以前金融市场的资金效率和稳定性显著提升,1927年前后指标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与同时期的英美两国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相比较,上海钱庄利率均值水平显著高于英国,但在剔除了高于10%的高值月份之后,与英美的利率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在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和“银拆”变动的因素很多,一方面,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开放竞争的环境使得其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扰动,另一方面,变迁中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市场特点会放大外部扰动的影响,外部的频繁冲击与深度不够、制度缺陷的市场内因相结合,造成了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频繁动荡,我们认为内在的不稳定性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1927年之后,随着国民政府金融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提高,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影响在逐年消减。

   由于史料的限制,数据相对并不充分,直接影响到观点的展开和证明,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随着经济史定量研究的深入,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争平、左大培,1994:《“民十信交风潮”的教训》,《经济导刊》第3期。

   [2]      戴建兵,2003:《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3]      杜恂诚,1998:《中国近代的三次金融风潮及其启示》,《安徽史学》第2期。

   [4]      杜恂诚,2002:《中国金融通史》卷3《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

   [5]      管汉晖,2007:《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研究》第2期。

   [6]      宫下忠雄,1986:《支那货币制度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      洪葭管、张继凤,1989:《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

   [8]      孔敏主编,1988:《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      罗斯基,2010:《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10]  闵杰,2004:《清代“橡皮股票风潮”始末》,《中国金融家》第11期。

   [11]  史立丽,2001:《1897年上海贴票风潮述略》,《上海金融》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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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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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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