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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林展 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

更新时间:2021-02-01 22:24:17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林展   彭波  
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信用与担保。在典权交易中,这种信用与担保来自于土地经营权或他物权。然而典的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其独特性,因而是否具有担保物权功能颇受争议。有人认为,典是一种用益物权的交易,不具备担保物权的功能。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典与抵押相似,是一种担保物权交易,可由抵押来替代。以至有人认为,典权可以取消,与其将不动产出典而获得典价,不如以之设定抵押来获得更多的借款。[xxiii]

   常见的抵押权,通常是不发生物权转移的借贷关系,而典以土地物权转让获得资金借贷。但典与担保物权中的质权和留置权,又有相通之处。如果没有地权的担保,对于未来能获取土地收益支付贷款利息,就缺乏足够的信用保证。因此,不应该以形式上的差异来否定土地典权的担保物权功能。针对湖北出典自佃与抵押的差异,民国专家谓,“供担保之标的物归债务人管有者,属于抵押性质;归债权人管有者,属于典质性质”。[xxiv]但如不能至期偿还,抵押将强制产权转移,而典则可继续交易。

   承典的田地,也能够再行设定担保进行借贷。在约定期内,既可通过转典第三方获得借贷,还可用之抵押。光绪三十四年,郎玉林住房一所,用价洋600元出典与王均志,随带红契一纸,在典期之内,王均志将此红契押借高姓钱文。承德两级审判厅都没有提及王均志的这一抵押行为,显然没有违法。[xxv]转典的现象较为普遍,多次转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光绪之前,台湾张吉纯等典过瓦店厝一座,后来转典给江万福,光绪元年(1875)江万福“因乏银费用,福愿将此厝再转典……合共典契面银70元。其银即日同中收讫……其厝银至5年为满,听福等备足典契面银70大元赎回原转典契字;如至期无银取赎,仍听银主管事,不敢生端滋事……合立转典契字一纸,并缴上手典契4纸,共5纸,送执为照。”[xxvi]由于转典时随带上手典契,使一再转典的行为简便而不至发生回赎交易链条中断。有的转典交易,只需要在原典契上加注转典方,而且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原田主回赎时,就可以直接向最后的典主备原价赎回。

   已典出之田,因为田主仍是所有者,只要有能力清偿债务,仍能以之抵押。雍正十二年,湖南芷江侯应祖将田一丘,以5两6钱典与元生耕种。应祖复因贫乏,又以此田作抵,两次借过田观音银7两,银议3分起息。这样,侯应祖以同一丘田获得了两笔贷款,一以典,一以抵。后来由此引发冲突而致命案,但官府判决认为其交易没有违法:“侯应祖写田作抵,银议3分起息,亦非重行典当。均请免议”。这也就意味着已出典之田,所有者仍能以之抵押。这里的冲突只是因为田主无力还债。乾隆四年,应祖无力偿还本利银8两6钱,按抵的规定,抵押放贷主可以强制执行获取地权,于是田观音前往插田。但承典债主仍拥有合约期限内的土地物权(经营权),元生仍应耕种此田。侯应祖的两个债权人的权益出现冲突。[xxvii]

   如果说抵押是以所有权或物权的强制性最终转让作为担保,那么典则是以他物权交易及其延续作为担保,因此,典之担保物权功能是成立的,只不过其担保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有的抵押以绝卖契约作为所有权强制转让的信用保障,以降低放贷风险;与此相应,典则以他物权的延续,更好地充当了信用保障与风险屏障。

  

   二、各种地权交易形式的经济功能

  

  

   由于表现形态多样,典易与其他地权交易形式相混淆,从而造成歧义。第一类中的典田离业简单清晰,从出典人的角度看,土地物权让渡的形式与活卖相似;从承接方的角度,交纳一笔钱而获得土地经营权,又与押租相通。第二类典中,承典人出租土地,当地租直接由佃户交给债主时,又与“胎借”的交易方式相通。第三类中的典、租混杂,剥离他物权后又租回使用权,使原田主变成佃农,向典主交地租还息,典主即债主获取地租。这种出典自佃的形式与自卖自佃的交易又有些相似。第四类中,银主收取利息,看上去又像抵押。下面我们再从比较的视角,对各种地权交易形式的经济功能展开讨论,以多维度地构建清代地权交易体系,探究其对交易双方尤其是农户生产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地权市场在资源配置层面对清代经济的作用。

  

   (一)典、活卖及押租以回赎机制延缓地权转移交割

  

   典、活卖、押租都可以回赎,其功能都是避免地权的最终转移,但回赎的对象明显不同。与其各自的交易对象一致,典回赎他物权,活卖回赎自物权,押租回赎使用权。由此可以发现,遵从土地交易规范,且尽可能防范或推迟土地所有权的最终转移,内化为一种制度粘性,并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地权交易制度的演变过程当中。

   活卖与典的区别在于是否发生所有权交割,[xxviii]因此其回赎权性质不同,涉及交易双方的土地权利也大相径庭。宋代浙江临安府的一则土地纠纷案例,正是由回赎权在典与活卖中的认定不同所致。

   第一次交易:临安府昌化县寡妇阿章的住房及地基,11年前“典卖”与徐麟。第二次交易:依“亲邻优先权”,阿章亡夫的从兄弟徐十二9年前从徐麟那里“赎”归己有。

   第一次判决:寡妇阿章要求从徐十二那里赎回,她说11年前是“典”而不是卖与徐麟。据此昌化县判决徐十二接受赎款,房产交回阿章。

   第二次判决:徐十二上诉到临安府,出示了他9年前从徐麟那里赎房时连带的上手契约,包括阿章出卖房产的卖契,且经官“过割”产权,上有加盖了官印的“赤契”。临安府由此判决阿章是卖而不是典。[xxix]这样,寡妇阿章以典的申诉及其伴随的回赎权不成立,而徐十二依据亲邻优先权获得和行使卖地之后的回赎优先权成立。徐十二的所有权获得认可。从此案例可以发现,典的所有权仍为原主,卖的所有权则不然。这有力地证明,典回赎的前提是所有权没有转移,活卖的回赎则是在所有权转移之后。

   押租,就是佃户承租土地时向土地所有者交纳一笔保证金。从田主的角度看,押租和典的相似之处都是田主获得一笔资金而出让某种土地权利。据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金匮陈氏文书》,清代江南有一种田面权,佃农需要向田主交纳一笔押金,如果佃农欠租,田主将回赎田面,欠租从押金中扣除。[xxx]有利息的押租金,相当于田主获得佃农的借贷资金,每年支付利息给佃农。这就相当于第四类典。光绪十三年台湾有一则“招耕字”:配出无利积地银1元正,又配出有利积地银6元正,每元贴利银2角5点2,共利银1元6角正。以25年为限,银还埔还。每年埔租银1元6角正。[xxxi]这个案例颇为复杂,一方面,佃农交付了押租金,获得土地耕种,每年交纳货币地租(埔租银);另一方面,押金又相当于放贷款,每年获取利息。约定期限后,原价赎回。

   活卖、典、押租制都通过回赎设立了产权转移的制度屏障,与之相对照,抵(抵押、抵当)则阙如。

   抵,通过土地所有权或物权的担保来获取借贷,如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和利息,则以产权交割来清偿。抵押的取向,古今有别。现代抵押往往不是以产权交割为目标,贷款方并不希望得到标的物。但历史上的农地抵押借贷,钱主多取向于最终直接得到田地。抵押以地权交割来强制清偿,否则贷款方的损失就得不到补偿。最终转移的地权均以交易对象为准,或是所有权,或是定限物权,还可以是使用权,甚至可以是地租。乾隆二十五年,贵州开泰县毛来廷“向穆家醮会上借银48两,往川贸易”。每年寄还利银。乾隆三十年不曾寄利银回来,次年,穆家醮会上的头人强种此田,抵补利息,不容毛家耕管。发生冲突告官,判决“断归穆姓醮会耕种”,因为这是抵押交易中债权人的权利。[xxxii]抵押贷款的结果对农民来说常常是可怕的,除了产权最终交割外,还可能陷入利滚利的高利贷深渊。乾隆三十二年,湖南芷江黄永德先后借永光兄弟等银19两,以田立字抵押。按月加三起息。利银10个月一算,10月之后,又利银作本。本息至48两11钱。由于不能清偿,乾隆三十五年,凭中议价65两5钱卖给文光。[xxxiii]通常来讲,因为债务人偿还能力越来越小,大多是挣扎到最后仍然徒劳。农民通常因偿债而被迫卖地,以至破产。本息迅速滚动累加,借款方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贷款方则受到道德抨击,刑科题本中的判决书常指斥银主为富不仁。相比之下,典则可能减少和降低所有权或物权的交割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因此,典在宋朝称为“正行交易”,谓之“正典”,抵当则谓之“倚当”。[xxxiv]宋至明清的社会伦理通常限制、不提倡抵当的交易方式。

  

   (二)根据市场价格与风险偏好选择交易形式

  

   地权交易价格通常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之上,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决定。在传统社会,由于金融工具与资金放贷严重短缺,不敷需求,而借款方往往急需资金,因此利率较高。不过,地权交易手段的多样化,使市场行为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市场价格与风险偏好进行选择,以实现自身的需求。

   典的成交价格表现为借贷金额,其利息则是约定期限的土地收益;而活卖的价格则是基本的市场田价,不需要支付利息。典价当然低于卖价。典价的高低,与典期时间的长短成正比,时间越长,土地收益越多,典价越高。典期未满,意味着贷款利息收益没有全部收回,因此承典人此时不会允许回赎。雍正五年,河南淇县余可陈典韩一元地1顷60亩耕种,当价银42两,议定十年为满。雍正十二年,一元“将此地卖与韩运极为业。余可陈因当限未满,未允回赎。” 至乾隆二年,韩一元才可向余可陈回赎,然后出卖给韩运极。卖价比典价高58两,达100两。[xxxv]在约定的时间十年内,承典人对土地有控制权,土地所有权人不能干涉。在约定期限之外,承典人与土地再无关联。

   活卖价格是基本田价,如果加上找价,就等于绝卖价格。通常来说,如果田主无力回赎,又需要资金,可找价至绝卖。乾隆三十六年,福建侯官县杨永祚契卖3亩厝前园地,“契卖”通常就是活卖。杨永祚、杨传峻父子先后于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找银5两7钱、11两,两次共找银16两7钱,“均于契内载明回赎。”四十五年,其孙杨立皋复欲找银10两,只被许找五六两。[xxxvi]超过这个价格,回赎权就不能再予保留,而变成绝卖了。

   典,如无力回赎,则可由出典人向债权人追加典价,延续典的交易。四川金堂县,乾隆三十九年,有人以1230两当田耕管,约载6年赎取。乾隆四十五年期满,无力赎取,求找当价,以延续交易。[xxxvii]期满之后,典金利息与收益亦满,因此要找价以补偿。道光九年,刘氏祖遗地以3150吊出典凤凰山三官庙上耕种。道光十五年、十六年相继找价150吊、100吊,道光十七年最后找价400吊,典价加上三次找价,得绝卖价3800吊。[xxxviii]福建顺昌县典之找价惯例有,“首次照原价加一成、或加二成;若找价至三、四、五次,均照首次递次减半”,找至无价可找时,再另契卖绝。[xxxix]

   抵和典都需要支付利息,但周期不同。抵押可以按月偿息,典则以土地收获物付息,通常至少一年或半年。在广西郁林县,乾隆四十二年有广东平远县来的移民张久富,以27千文三次典进陈孔相的田地,“原写明离耕”,如不耕,议定每千文每年利谷5斗5升。双方协议田仍由陈孔相耕种,每年交利谷给张久富。由于不满一年,未获得应有的利息,所以钱主(承典人)不肯放赎。其原因就在于“民间典当田亩,原图秋收租息,非放债按月计利者可比”。[xl]

任何交易手段都具有风险,风险如何分摊,由交易双方决定。风险高低又影响价格,高风险通常意味着高回报,因此价格也高。抵的高利率来自于高风险,就放贷者而言,未来收取利息具有不确定性,以地权强制转移交割来收回本息也具有不确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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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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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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