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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列宁关于“集中”问题的论析

更新时间:2021-02-01 18:50:56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7](P62)这就是说,民族自决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地说,民族自决权的存在有一个时空界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还主张民族自决权,那根本上就是一种倒退。

   其次是关于民族同化的问题。针对崩得分子的民族主义错误,列宁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的进步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7](P138)。无产阶级应当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民族间日益紧密联系和促进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这样的同化过程,毫无疑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中的过程。列宁认为,在一国之内把各民族分开、分散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不是把各民族分开、分散,而是用充分的民主来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民族同化,自然也包含着文化的同化,列宁提出了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原理。在资本主义下,每个民族的文化既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也有资产阶级文化,但后者往往占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对于每个民族的文化,应该吸取的仅仅是其中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并以此对抗资产阶级的文化,实现文化向着社会主义的同化。

   然而,在民族同化问题上,特别是在文化同化问题上,崩得分子竭力反对,他们鼓吹“民族文化自治”,以此来对抗民族同化。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最早是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在189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举行的布隆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纲领主张:“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有趣的是,这个纲领被否决了,没有获得一票赞成。但十多年之后,却被崩得分子捡起来奉为至宝。崩得分子李普曼要求按民族分学校,民族学校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使用自己的母语,获得民族语言的“特权”。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列宁的痛斥:“崩得分子仿效欧洲过时的计划,并且把欧洲的错误扩大了10倍,甚至使错误‘发展’到荒唐的地步……俄国的工人阶级过去曾经同反动的、有害的、市侩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作斗争,今后还要同这种思想作斗争。”[7](P183-184)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以阶级观点来观察现代民族生活的,以无产阶级事业为依据来制定民族政策纲领的。机会主义者主张把民族事业置于无产阶级事业之上,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有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保证所有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战胜资本主义,真正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

   再次是中央集权制和自治的关系问题。这涉及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国家的结构形式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其中央权力机关与其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根据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形成的不同构成方式,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类。单一制国家因其地方要服从中央,也被称为中央集权制国家。复合制国家则有两种形式,分为联邦制国家和邦联制国家。联邦制国家又称为联盟国家,实质上是分权制;邦联制国家其实是一种国家联盟,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种松散的国家组织。在国家结构问题上,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阐述了中央集权制和自治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7](P148)列宁认为,中央集权制国家当然比小民族国家优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它有利于消除中世纪式的民族隔阂,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在由各种不同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中央集权制,决不主张任何联邦制的原则,不会实行任何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7](P149)

   当然,列宁主张的中央集权制并没有也不会排斥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而是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列宁强调,如果对于每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的民族,不能保证这一民族在其区域内享有适当的自治,那么现代的、真正的民族国家就是不可设想的。中央集中制不仅不会因为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而受到破坏,相反,却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在党的建设领域,列宁对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要求等涉及“集中”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重要的论述。列宁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强调了“集中”在党的生活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列宁于1895年11月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下简称为“协会”),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协会”曾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但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列宁因在流放地而无法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没有制定党纲党章,解决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问题。为了从组织上真正完成建党的任务,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阐述了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思想。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处在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政党要发动群众进行罢工、街头抗争,同沙皇的政治军警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品质的职业革命家,工人群众也愈来愈多地提出需要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革命运动。因此,列宁提出,与一般的、尽量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不一样,党应该成为职业革命家组织。这样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有三大特点:一是组织的构成人员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二是组织成员的数量应当是少数;三是这些职业革命家受过专业训练,必须严守秘密。他们训练得愈好,就愈难被政治军警“捕捉”。由此可见,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秘密的、密谋的组织。列宁说:“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一条件相适应。”[1](P415)适应着这样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应采取集中制,“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各族无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日益紧密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1](P467)

   但是,列宁关于集中制的思想和建议遭到党内“经济派”的反对。他们攻击列宁是“民意主义”。这在当时的俄国颇为流行,就是把凡是主张建立一个向沙皇制度坚决宣战的集中的组织的思想,都一律打上“民意主义”的标签,并被攻击为不懂得“民主制”。“经济派”要求同“反民主倾向”作斗争,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对此,列宁回应道:“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1](P440)这是因为,俄国根本缺乏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民主需要“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1](P418)的三个条件,列宁认为“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1](P417)至于第三个条件:监督,即“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1](P417),也好不了哪里,根本没办法实行。因此,列宁反驳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1](P418)。换句话说,在沙皇专制制度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若实行公开化和选举制,无异于自行暴露、自取灭亡。这之后,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更明确地指出:“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8](P236)。

   列宁提出党组织应采用集中制的主张,这丝毫不意味着列宁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制的思想,也丝毫不意味着列宁不赞成民主制、拒绝民主制,而完全是列宁实事求是地从俄国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当时的俄国,因客观条件使然,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只能实行集中制而已。正因为这样,当1905年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革命运动豪情万丈、汹涌澎湃,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与立宪,其时,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形势迫使沙皇发表诏书,在宪政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同意扩大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权力、废止审查制度,允许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组织政党的自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列宁因势利导,做出了改变,并同党内的同志一道努力,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顺利地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写入了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9](P10)从此,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

   列宁确立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同时并存着两个制度的,即一为民主制,一为集中制。当然,这两个制度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苏联共产党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把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和民主制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10](P1)这就是说,首先,民主集中制有民主制和集中制两个制度;其次,这两个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对于这两个制度的内在关系,列宁讲得很清楚:民主制是根本、是基础,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之上的。列宁所说的集中制,实际上体现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二者统一,它同民主制并不是矛盾的,它反对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分散。为此,列宁指出:“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7](P149)提醒人们不要“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7](P149),要求用“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11](P158)。

   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中,虽然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但集中制本身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没有集中制,就没有党内的纪律和团结,党就会分散、成为一盘散沙,民主制也就得不到保证,失去意义。列宁指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纪律,没有集中,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党的纪律,有极严格的集中,绝对相信成千成万人的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定能有助于这些任务的实现,绝对相信这确实是可能做到的和有把握做到的。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使我们党和实现专政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成为联合俄国以至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因素。”[4](P269)

列宁指出,集中制的作用就在于,当民主作出多数人同意的决定之后,当民主选举产生了领导集体后,需要贯彻落实,需要有执行力,这就是民主制赋予集中制的权力。如果没有集中制的权力,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列宁曾举例,党中央要有人事调配权,“要是不进行调配,那还说什么集中制呢?如果有违反原则的事情,那就请举出例子来。如果是我们放逐了反对派的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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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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