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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学问即生活

更新时间:2021-02-01 16:02:27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看到报纸上刊载的将要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后,倍感欣喜,决心抓住机会报考一试身手,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多年来有志于继续深入学习、以便能够脱离日常具体而繁琐的日常事务工作,从事个体文字劳动的夙愿。第二天就到当时设在北师大化学系(定阜大街原辅仁大学旧址)看陈列的招生简章、招生单位和招收学科目录,一边思忖着自身的条件,一边考量着招收的院校和专业,以便选择合适的院校和对口的专业。当年我原准备报考近代史所的中西文化交通(流)史专业,但因目录表上有专业但无指导教师,最后注明暂不招生,这样我就得另选专业和院校。当年考研究生一般专业是专业课所占比重高于外语课分量,而社科院凡涉及外国尤其现代外国学术的专业,外语比重明显要高于一般院校的专业课分量。我是学外语出身,需要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尽量报考现代外国专业。另外,还要尽量报考研究机构,譬如社科院,因为它刚刚从中科院中分离出来,各学科都需要培养后备人才,而它原来又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来源,对于任何考生录取时容易做到一视同仁,而各个大学都有自己原来的毕业生,录取时容易受到原来师生关系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我决定报考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当年只招当代苏联哲学和当代日本哲学,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所以就报考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当代苏联哲学方向。

   填好报名表后要求加盖公章,于是就找到学校领导,当时的支部书记老季同志,江苏人,五十多岁,解放初期北大西语系毕业,“文革”期间是由教育局下放基层当干部。老季同志和我在65中同事有2-3年之久,相互有所了解,当时全年下乡劳动全校分成夏收和秋收两批,老季每次都指定我和他同一批下乡,他是领导,我是负责具体工作面对各班师生的指挥,而校长和一位留校工作的团委书记为另一批。有时在农村劳动晚上收工之后要去设在附近镇上的区指挥部召开的各校领导碰头会,老季由于年纪偏大且既不会骑自行车,又不熟悉北方农村的土路,出于安全考虑,学校就要求我例行代他去开会,所以每次下乡劳动,老季总是把我和他分在一批。由于都是学外语出身我又懂一些英语,又同住一屋商量工作方便,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学校的教学工作和生活之事,他总是出于鼓励和提携的想法要我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勇于担当。当我找他提出想报考研究生考试时,老季开始有些为难,问我为什么想离开65中,我说我并不是想离开这个学校,而是想趁年轻时多学习点知识,做点与外语有关的专业性工作,不愿长期做事务性的教育行政工作。老季对我进行了反复的说服工作,例如说我是高等师范院校毕业,在中等学校做任何工作,对我来说,都谈不上专业不对口,更不是改行;做教育行政工作,是“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应有之义。要求我回去后好好思考一下再谈。辗转反侧地想了一夜,第二天我提出两点:第一,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很感激。既然要我做教导主任,这是个教学领导岗位,我就想把教学工作做好,我报考研究生可以了解当前大学文科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这对于今后制定高中文科教学计划有好处;第二,我报考社科院,是想尝试了解一下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学府是什么水平,也并非一下就能考中,应该允许尝试。老季沉吟了一下,认为我的话有一定道理,尤其第二点,允许报考并非就能一举中第,然而更能显出是对人才的重视,反之,不让报考反倒是对人才的不重视和不信任。在我的努力坚持下,老季同志终于在报名表上签字盖章了。

   第二天我就去报了名,地址是在西城的定阜大街原辅仁大学的旧址,当时是北师大化学系的教学楼。我对宗教感兴趣,原本打算报考近代史所的东西文化交通史,因为东西文化交流和沟通最早是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有关,当时之所以想报考这个方向,一是我对宗教问题有一定关心,尤其是宗教对民族国家关系的影响有兴趣;二是专业比较偏,关注度较低,因而竞争对手相对较少。然而目录上却只介绍专业并无指导教师,最后宣布当年暂不招生。当时颇感遗憾,因为我很珍惜这次千方百计争取到的报考机会,下决心不仅要考,而且争取能考上。我曾认真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条件,觉得自己首先在外语上大致可以拿到一定程度分数,我的外语是俄英两门,俄语是专业,如报考对外语要求甚高的现代外国学术领域,我的成绩应该不会太差。实际上的考试成绩也大致如此,但这也会造成同是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差距难以拉开的问题,所以我必须在专业课上选自己擅长的领域,要能和修读那个专业的毕业生的水平大致旗鼓相当,不能相差太多。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我发现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正在招收苏联当代哲学和日本当代哲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第一年暂不招欧美哲学的,我想苏联当代哲学专业肯定对俄语要求高,这对我有利,专业上无非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时翻遍了马恩著作,对其中的哲学篇目格外留心,这一想心里就有了底,于是便报考了苏联当代哲学专业。

   报名之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那时又不便开口要求学校给予备考时间,只能自己抽空找时间复习。这主要指的是复习俄语,因为我毕业后只教了一年俄语课就开始了“文革”,后一直做教育行政工作,一直从未接触俄语课。为了备考更好地复习俄语,我只好抽用周末和假日去北京图书馆外文期刊部找来俄文《近现代史》杂志,选择一些与中苏关系相关的文章仔细认真地阅读,记得当时选取了一篇苏联外交部的“中国通”兼副部长的齐赫文斯基论述《尼布楚条约》与中俄(苏)关系的文章,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这样一来是通过抄写熟悉俄文,二来可以通过熟悉文字理解其中的意义,回家后再仔细斟酌把全文翻译成中文,以达到复习语言和专业一举两得的目的。

   初试后不久就收到了社科院要我复试的通知,先是俄语口试,后是中文笔试。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如何争取学校允许复试的难关。几经周折,最终只能搬出上级机关的正式文件,指出任何单位不得阻挠考生参加刚刚恢复的国家统一招生考试的规定,才使学校放行我参加复试。俄语口试并不难,无非是就一些你个人简历和报考研究生的想法等事项作些简单交谈,这些内容一般都在预料之中且有所准备,故可以说还能应付。回到家里在准备接着到来的专业中文笔试时,接待了中联部一位与招生工作有关同志的来访,他说参加了我的初试和口试后想征询一下我的意见,要我在一张志愿书回答:如果社科院一旦不录取你,你是否愿意首先到中联部苏联研究所来学习和工作?我当时颇感突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这意味着即将告别学校教学生活,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我的目的就是想摆脱中学繁琐而责任重大的校务行政性工作,现在有单位想提前录用我,欣然应允是不在话下了,于是就高兴地在他出示的志愿书上签名并留下联络地址。之后他介绍这次考试是从全国89名报考者中取前十名来北京复试,社科院只能取两名,但他说,看来其他几人也不会再回原单位了,因为“文革”十几年各单位都急缺新鲜血液补充专业队伍,而今年第一次招生又限制太多,无法广招人才补充队伍,故采取这种由社科院代招的办法取人,以解决后备人才之荒问题。送走来人之后,我心里更感兴奋了,因为离开学校行政工作的愿望已指日可待了。

   第二天一早就赶去设在北师大的考场参加笔试,考前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几名考生,认识了将来可能会一起学习和工作的未来同事。复试的考题是:试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就这个题目,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一篇论说文章。如果考生根本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那可能得不了多少分,但要是对马恩著作熟悉的话,就会知道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我当时一看这题,心里就踏实了,提笔指出,命题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这句话,是突出强调实践对于确立革命理论和立志成为一个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革命者的重要意义。首先,马克思本人早期是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通过革命实践活动了解和研究了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后,经过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才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次,马克思哲学本身原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它与费尔巴哈的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具有原则的区别,经过实践范畴的能动作用,才使之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成为无产阶级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有力武器,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个考题是紧密结合当时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出,确实能考出学生的真实理论水平,因为你没法突击准备,只能靠平时的积累。

  

   二、从苏联当代哲学到社会理论

  

   当我收到哲学所的录取通知书时感到十分惊喜,虽然心中已有去中联部的准备,没想到竟然被哲学所录取,庆幸自己成为复试十人中被录取的两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周国平,由此也开启了我自1978-1987年长达十年之久的研究生苦读生涯。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贾泽林老师,他1950年代曾留学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国任教,为人真诚,谦和,热情,是我进入研究领域里的启蒙老师。社科院除重视各科基本知识的学习之外,对毕业论文要求更是认真,学生第一学期入学两、三个月以后,就要跟导师商量论文的大致方向。具体的题目可以再斟酌,但是研究方向必须由所里学术委员会同意。老师分配给我们两人的题目,第一个是辩证法,第二个是认识论。当晚,我和周国平两人跟老师谈完话出来后面面相觑,显然对这两个题目都不感兴趣。第二天,我们找老师谈了一次。我们的意见是,首先辩证法不合适,我们的专业是现代外国哲学,讲辩证法无论是从原理上还是学说史,必然要从古希腊说起,无非把从古到今的有关辩证法的内容复述一遍,这样就失去了现代外国哲学的意味。其次,第二个题目讲认识论,当代谈论认识论,没有自然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就很难有资格做这个题目,我们都是学社会科学出身,若把意志、本能、感情到理性都从认识论上讲一遍,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也脱离了认识论的本来意味。老师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就答应找研究所重新考虑。

   大约半个月以后,老师重新提出了两个题目让我们考虑。第一个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问题,第二个题目是苏联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争论。这两个题目确有新意,紧密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具有直接关系。1978年汝信同志(注释3)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哲学家重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人的研究,之后(1980年8月15日)又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从人性论角度讨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文章,在当时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注释4)。第二个题目就是社会学理论问题,当时正值国家想要恢复社会学,需要分析和借鉴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1956年,苏联掌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是苏斯洛夫(注释5),他带领一百多名社会学家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三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并在会上宣布:苏联从来没取缔过社会学,苏联的社会学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苏斯洛夫表示,研究社会必须要有一般理论、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三个层次,苏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作为一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部门理论即中层理论、具体社会学研究亦即经验研究。苏联承认自身的缺点在于,只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理论,即适用于研究任何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而缺少专门理论,也就是社会学所说的中层理论,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经验研究以及必要的应用技术、方法、程序。我们标榜向苏联学习,但苏联1956年就恢复并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我们却在1957年还把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来反(注释6) 。

改革开放后,理论界进行了拨乱反正。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讲到“政治学、 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根据这个精神找费孝通谈话,决定恢复社会学,建立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制中,社会学恢复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地位。在此之时,认真了解苏联恢复社会学的经历,研究苏联当代社会学中的理论问题,作为我们发展的参考和借鉴,就成为当务之急。我的硕士论文《苏联社会学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带有明显的这种应急之需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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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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