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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

更新时间:2021-02-01 11:15:48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湖湘认识论

   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散,其实有一条线索,把这三样东西连接起来、贯穿起来。这条线索就是“认识论”。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湘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重要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都对认识论有重要论述,王船山更是全面总结了古代认识论,开辟了近代认识论的新天地。历史大转折时期,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认识论新实践、新思想、新贡献,创造了“湖湘经世理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国认识论达到了新的高峰。

   毫不夸张地讲,湖湘文化和湘学在认识论上有特色、有优势,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的奇葩。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学术基地、湘学的大本营,湘学认识论的大家,几乎都与岳麓书院相关联,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自古至今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充分吸受了岳麓书院和湖湘文化的营养。

  

   什么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也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的“法宝”。

   追根溯源,“实事求是”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知行观。我们这里主要讲岳麓书院与传统的知行关系。

   什么是实事求是?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经典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表达虽然很简洁,但是内涵十分丰富。“实事求是”属于知行关系范畴,不仅仅是认识论,而且是方法论,而且其中蕴含着价值观。毛泽东专门写作了《实践论》来阐述这个问题。由于他的深刻生动的阐释,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深入党心、民心,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许多著名学校,都把它作为校训。

   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党,其思想路线的表达,如此重大的哲学命题,为什么从岳麓书院的一块匾额引申出来?

  

   岳麓书院与历史风云

   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象征,近代湖湘伟人的摇篮。在历史深远的地方,岳麓书院虽然身处江南一隅,却联系着中国历史变迁,中国思想潮流,中国变革风云。从北宋到南宋,异族屡屡进犯,宋朝风雨如晦。满怀忧患意识和家国关切,胡安国胡宏来到湖南,创办碧泉书院、文定书院。胡宏的弟子张栻开辟了岳麓书院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国破家亡,岳麓书院学子中,出了天地大儒王船山,他的哲学思想克服宋明以来官场学界思想上的虚空倾向,主张回到客观实际中来,从实际出发认识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晚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培育了近代湘学学风和湖南的士林品格。

   晚清咸同年间,内忧外患,列强环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岳麓书院出身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集团人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割地赔款的时刻,谭嗣同痛呼“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与梁启超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也有不解之缘。民国初期,岳麓书院学子杨昌济等人,培养出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革命家。

   岳麓书院向世人证明,它的哲学理念,它培养的学生能够经世致用,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改变中国。正如书院门口的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书院蕴藏着《尚书·尧典》记载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壮志豪情。“实事求是”的思想源于岳麓书院,并非偶然。小小的书院出伟大的思想,也并非不可能。

  

   岳麓书院与湘学

   千年下来,岳麓书院在战火中、风雨中屡仆屡起,传承、记载、提升、变革着湖湘文化。湖湘历史风云,蕴藉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凝结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从张栻开始,湘学与岳麓书院结下不解之缘。张栻身处异族侵扰、国家危难的时代,父亲为杰出的抗金名将,他办书院做学问倾注满腔情怀。他在岳麓书院整理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著作。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书籍,传授弟子,传播胡氏之学。他与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展开学术交流,聚集理学学者群体,来访学者如过江之鲫。张栻摒弃科举之学、章句之学,提出“传道济民”的教学宗旨,鼓励讨论交流,师生学业日精,不仅湖湘子弟,其它地方学人也“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张栻于岳麓书院研究学术,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也使得岳麓书院的学术品质和学术地位大幅度提高。湘学的学统,湖湘文化的文脉,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宋真宗题赐书院名匾,康熙、乾隆题赐匾额,历代地方官也加以关照,更重要的是历代书院的山长,以理学的精神,精心办学,让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绝,使湖湘关心家国、经世致用的学风绵延不断。

  

   历史转折中的“实事求是”

   从晚清开始,中国人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客观世界变成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旧的思想武器一天天过时,一件件失灵。伴着坚船利炮从域外传来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思想学术遇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问饥荒”。认识论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新鲜课题。此时的思想界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坚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二是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古今中外,搅在一起,知行体用,众说纷纭。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认识论的探索艰难崎岖。湖湘士子坚守传统价值的同时,坚持经世致用,趋时更化,敢为人先,大胆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闯出了湖湘认识论的新路。

   太平天国打进湖南,曾国藩以宋明理学为价值观,取得朝廷和官学各界的支持,调动各种资源,又以经世致用创新变革,实事求是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竟然以少胜多,打败太平军,挽救了大清王朝,同时发起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促成了“同治中兴”。此时的曾国藩发现,传统的学问不够用了,他继魏源提出“师夷技”之后,提出“师夷智”,湘军重要成员郭嵩焘、他的儿子曾纪泽都是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开明人士,他努力促成第一批学生到美国留学,培养了大批对外开放人才。他是晚清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和榜样,带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潮流。

   谭嗣同等维新派,一方面坚守着中国的传统,以“仁”为根本,另一方面学习整合人类各种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谭嗣同开拓了包容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新境界,他是晚清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民主派人士,除了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之外,还兴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宾步程先生是同盟会会员,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专家,他把古老的岳麓书院转型为 “湖南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并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亲自题匾高悬于学校大门,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举动。

   青年毛泽东受到湘学学统的影响,而这又与岳麓书院有一定关系。青年毛泽东就学的湖南第一师范,前身即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他还由杨昌济介绍,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学。传统书院教育的耳濡目染,加之老师杨昌济对书院教育的推崇,让青年毛泽东十分向往书院教育的形式。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自修大学的特点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岳麓书院和湘学学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学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生和事业,他的思想和学风,都像一个湖南学子。他对认识论和“实事求是”思想的关注和提升,理由十分充分。

   “实事求是”源于汉朝班固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评价,主要是说他对待古典文献的态度。这是面向学术的“实事求是”,说起来这还是一个“汉学”的命题,主要讲治学态度;后来经世思潮中,湘学学者使用“实事求是”命题,讲的是面对现实的“实事求是”。毛泽东面对的是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他面临着社会各种各样脱离实际的思想潮流,面临党内“左”的和右的巨大干扰。他智慧地抽象湖湘文化的精髓,把“实事求是”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掌握了认识论的主动权,这是他对湖湘文化优势的把握,也是他湘学根底的厚积薄发。

  

   认识论总结:《实践论》与“实事求是”

   知行关系,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远古的时代,《尚书·说命中》就讲:“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和其他古文献中都讲到知行关系。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还讲君子“三达德”,“智仁勇”。作为大教育家,他把知行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孟子荀子都讲“知”、讲“学”,荀子有著名的《劝学篇》。先秦贵族子弟教育,除了“六经”,还有“六艺”。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功夫论。功夫就是孔子讲的,“践仁”;“礼”不仅要说,而且要能操作。儒家重视实践,生产生活是要有秩序的,国家是要治理的,所以践行是儒学的基本品格。孔孟的“知”,主要是知“仁”,仁义礼智信,“行”,主要是道德践行。然而,知什么?行什么?知和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自古以来,莫衷一是。总体来讲,先秦的认识论还很庞杂、粗浅和模糊。

   认识论变得比较精致,比较理性,是在宋明时代。周敦颐在知行关系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把《中庸》里“诚”的思想充分发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本体,沟通天人,指出了认识论的大方向。程朱强调《大学》里边的“八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诚”,讲“知”,把个人的“知”,当作必修课,这个时候“知”不仅仅包括个人修养、修行,而且也包括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这就是朱熹讲的,“格物穷理”。程朱讲“格物致知”,“知”和“行”,割裂开来,被分成两截,先知后行,在知和行之间,有很长的距离,人要学习很长的时间,历经“十年寒窗苦”,然后才可以“行”,才能做官做事。特别是实行“八股取仕”之后,读书就完全变成了技术活儿,死记硬背,学的东西没有用,理论不联系实际,“知”“行”脱节,晚明政风学风日下,王权终于崩塌,与此有关。

   陆王讲“心学”,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知”和 “行”之间联系紧密些了,但仍然是两个东西。他只是让这两个东西同时发生,认识过程中,当你良心发现,“致良知”的时刻,“起心动念”之时,你就在行了,他举了好色的例子,从你看见美色那时候心一动,就已经在“行”了。做坏事,当你心里起恶念的时候,你已经在“行”了。我们后来发明“狠斗私字一闪念”,可能与此有关。所以他说知行合一,其实是合于一个主观的意识。正由于它是一个主观意识,缺乏客观检验,难免被人随意发挥,导致王学末流谬传。有史学家认为,这是明朝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总而言之,程朱陆王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倡导实学,以古人实学自律;其弟子张栻视忽视经世致用者为“腐儒”。他说“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若夫腐儒则不然”。 空前的民族灾难激起了王船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更加关注现实实际,他说“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王船山根据张载的见解,把“知”区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见闻之知比德性之知优先和重要,他还提出“力行第一”的观点,强调“行”在先,知行互资。这些思想大大高于传统知行观。在“道”“器”关系上,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主张“道随器变”。

   毛泽东《实践论》提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既继承了王船山的“力行第一”的思想,又赋予“行”以“社会实践”的科学含义,以区别以往个别人道德践履的“行”。毛泽东把“社会实践”定义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使得模糊了几千年的“行”有了科学的含义。参考王船山“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毛泽东把认识区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认为感性认识解决现象问题,理性认识解决本质问题,二者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升华了王船山“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思想。

   毛泽东在《实践论》讲到,实事求是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他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的“两个飞跃”与王阳明的“知行互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两个飞跃”螺旋形式前进,又远远高于“知行互资”的简单循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论与真理论统一,廓清了认识论的迷雾,为社会活动和社会变革确立了真理的标准,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标题下加了一行小字“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说明了毛泽东在认识论上与王船山和湖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实践论》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全面阐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岳麓书院是湖湘认识论的渊薮。

  

   原发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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