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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如何打造经济内循环体系:基于锦标赛定价体系经济周期理论视域的剖析

更新时间:2021-01-30 00:06:5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摘要锦标赛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信用扩张是摆脱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重要工具,但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常态性工具,而且信用扩张还会加速和助长经济危机。由此来审视现代货币理论就可以发现,它恰恰迎合了那些功利主义的政府及其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需要,却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进而,如果不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抵御和缓解国外市场衰退造成的经济冲击,那么,时下中国经济就必然面临着从外循环到内循环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优化收入分配以提升内需。

  

   主要内容载《求索》2021年第1期。

  

   一、前言

   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深刻剖析了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其基本逻辑是:(1)现代社会的收入分化导致市场产品被分成不同等级,不同等级产品又被赋予不同价格,由此形成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2)在生产者主权和心理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不仅富裕者会自主追求高级产品的消费,而且普通大众也受社会心理效应的诱导而产生对高级产品的需求,由此造成全面的超前消费和扭曲的不当投资;(3)扭曲性生产投资和超前消费导致经济剩余或资本积累被周期性地浪费和耗竭,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被破坏,由此就会产生出日益深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通过将市场权力结构和社会心理意识结合起来,就可以揭示出真实市场中的锦标赛制定价体系,进而可以深刻洞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①]正是在应对这种根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诞生和壮大了现代信用体系,它借助信贷投资和透支消费来弥补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资本和消费资金的不足,由此不仅有助于缓和并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也在一定时期内造成和维持了经济的表面繁荣,这是现代信用制度得以迅速发展并得到各国大力支持的重要原因。[②]

   然而,现代信用制度的无节制发展却潜伏着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方面,银行信用所提供的毕竟不是真实的资本或财富,而至多是未来的资本或财富,当未来的资本或财富无法顺利实现时,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不受制约的银行信用还会助长过度消费和不当投资,从而进一步破坏和瓦解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由此就会造成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尽管现代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有助于解决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因过度调整而陷入的长期经济萧条,但它的发展和使用必须被限制在合理限度内,尤其不能将信用或信贷扩张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常态性工具。[③]因此,尽管现代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有助于解决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因过度调整而陷入的长期经济萧条,但它的发展和使用必须被限制在合理限度内,尤其不能将信用或信贷扩张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常态性工具。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那些具有强烈机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官僚为了赢得选举而掌握政权,却异常偏好采用积极的信用扩张政策,而根本不顾其中潜伏的巨大问题,或者努力将问题推延给下届政府。凯恩斯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以及路易十五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成为当前一些政治官僚的赤裸裸写照,由此还发展出了一些为之提供合理化解释的理论,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现代货币理论。

   有鉴于此,基于锦标赛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本文对时下盛行的两大思潮展开批判性审视和前瞻性分析:一是现代货币理论,二是经济内循环转向。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两大流行思潮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现代货币理论的勃兴于治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联的经济衰退,经济内循环的探讨则源于应对与中美在政治经济领域冲突相关联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对经济循环由外到内的转向以及经济内循环体系的构造路向,很大程度上与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认知有关,不恰当地依据现代货币理论来增发货币以提升需求,将会严重破坏经济内循环的建设和健康运行。最后,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还是中美冲突的加剧,两者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重大外来冲击并且也都已经引发了宏观经济的下行态势;因此,对这两大思潮展开深入的逻辑辨识,就有利于理顺和确立现代经济危机下的应对策略和宏观经济政策。

  

   二、现代货币理论是否可行

   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危机理论提醒我们,应该对一系列现代制度尤其是现代信用制度加以审慎的反思,应该将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的发展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根本上说,经济危机源于真实储蓄和生产性资本的不足,以致社会难以扩大甚至无法维持既有的生产规模;或者,受偶然性因素的触发,整个社会突然失去消费已有产品的需求能力,从而导致原有的投资成为过剩产能或沉淀成本。基于这一逻辑,为了维持和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本思路就在于要避免社会因消费过度所造成的储蓄不足。同时,在现代社会中,过度消费行为通常又是因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不当诱导,而这种制度和行为通常又嵌入在社会的文化心理之中:享乐主义文化往往会使人们更偏爱即期享乐,市场竞争则使人们容易受外部性激发而进行消费攀比。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化解市场经济中内生的经济危机,深层次的举措就在于文化培育和制度变革,由此引导社会成员良好的消费行为及其衍生的社会效应。

   然而,受科学主义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经济学人倾向于将基于数理模型创建的金融产品视为科学和理性之物,从而就很少能够认识到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所潜含的问题,反而乐于将它作为深化市场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面对经济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冲击,进而在功利主义以及为当选或连任争取政绩的激发下,众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就积极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通过向本国经济中注入大量流动资金和降低利率(几乎为零)的方式来刺激需求和增加投资,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至少维持股市繁荣。例如,在美国疫情大规模爆发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就快速从2020年3月的4万多亿美元上升到5月的近7万亿美元。[④]受这种国际思潮的影响,国内近年也出现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呼声和主张,要求中央银行直接“印钱”来弥补政府财政的赤字缺口,由此催生出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现代货币理论将货币的起源归因于记账职能,从而主张政府以货币创造来弥补财政赤字,进而推行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功能财政。那么,面对当前各国政府以大规模的货币增发这一猛药来应对外来冲击的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理论思潮,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呢?

   首先,就量化宽松政策的现实效果而言。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表明,市场经济中的产品会出现等级和价格的分层,进而诱导对高等级产品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的扭曲。其实,这个产品不仅是指真实产品,而且也包括虚拟产品,由此造成虚拟产品的等级化和价格分层。譬如,就股票而言,某些知名公司的股票价格就远高于它的真实价值,因而大量的股民被诱导去购买这些高等级的股票。[⑤]同时,由于人们被诱导去购买这些虚拟产品,就导致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乃至虚拟经济的发展远远脱离真实经济的水平;进而,当这些虚拟经济泡沫被戳破后,就会爆发出2008年那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虚拟经济的不断增大还与货币的持续增发密切相关,因为货币增发使得人们手头持有越来越多的货币,在现实市场缺乏真实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将这些超额货币投入到股市和债市中去,由此就会导致股市和债市的畸形繁荣。与此同时,股市根本上又不是财富创造之所而只是财富转移之所,尤其是,股市机制的运行结果往往还会使得收益不断集中到少数人(大庄家)手中;这样,社会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且迅速增大,这反过来又会降低社会的真实消费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情形在时下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呈现。随着特朗普政府加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流动性就进入了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使得美国的股价指数持续走高,美国的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增发的货币没有有效增加真实的市场需求和实际的生产投资,从而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进而,畸形繁荣的股市还造成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急速)拉大,由此就会进一步降低社会消费水平以及扭曲经济产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也根本无力帮助社会经济摆脱疫情的冲击。尽管如此,短视的西方当政者尤其是特普朗政府似乎并不关心其政策所潜伏的长期恶果,相反,其主要目的和直接关注在于赢得连任,从而更关注如何促进股市繁荣以提升人们对他的政策信心。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以现实情形来为现代货币理论正名呢?

   同时,即使这种量化宽松政策可以满足美国社会的暂时需求,中国社会对此的简单仿效也不具有显著可行性。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简要的审视。第一,美国搞量化宽松本身就是因为国内真实储蓄水平难以实质提高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同时这种政策因为出于短视功利的目的而会滋生出严重的长期负效应。与此不同,中国社会长期存在高储蓄率,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储蓄,应该优先配置和投放在哪些领域。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需要急急乎地照搬西方国家尤其美国那些不得已的糟糕政策呢?第二,美国搞量化宽松还有它自身的优势,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量化宽松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在全球范围得到稀释,并同时还可以向世界各国收取铸币税。与此不同,人民币还不是世界货币,人民币增发所潜含的负效应和恶果将郁积在国内而变得更为严重。更不要说,人民币目前正在努力成为国币货币,又如何能够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未确立之前就自损声誉呢?

   其次,就货币增发的物质产品基础而言。上面剖析了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不良现实效果,但这并不是说货币不能增发,而是意味着货币增发有个限度。其中的关键要点就在于,货币增长要与经济和财富的增长相适应,而不能出于弥补财政赤字这一根本目的。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回到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一般地,从一般等价物这一本质职能上看,货币本身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从而无法通过非劳动的手段(货币发行)来获得增加;进而,从交换和支付媒介这一现实职能上看,货币也仅仅是人类所拥有之财富的价值体现,从而也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创造出新的财富或价值。既然如此,货币发行在现代社会为何会呈现持续且快速的增加呢?这种增加又有何限度呢?为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分两个历史阶段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在金属货币时代,金属货币来自人们的开采和铸造,相应地,在金属储藏量既定以及开采技术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总体上就不会有很大变动,甚至往往被看成是(短期)固定的(后来只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才出现金银的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人类对其他商品的生产技术却在不断提升,进而就导致了人类所创造出商品或财富不断增加。正是由于开采金属货币的生产力发展跟不上生产其他商品的生产力发展,一般商品的物价水平就会呈下降趋势,由此就形成了货币通缩现象。不过,这对自给自足的古代社会来说并不会构成严重问题:(1)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已经化解掉了对货币的很大一部分需求;(2)政府赋税通常可以转化为粮食等实物;(3)人们之间的交易在特殊时期也可以以易货方式进行。

另一方面,在纸币已经完全取代金属货币而成为流通媒介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依赖货币的流通,相应地,货币不足所带来的通货紧缩在货币幻觉等心理效应的作用下会显著地影响或阻碍生产、消费和投资;在这种情形下,为保障社会经济的顺利运行,货币发行就需要跟得上商品生产和财富增长的步伐,由此避免通货紧缩对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交易和消费所构成的障碍。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货币发行随着生产和消费的扩大而增加就尤为必要,否则,经济活动中对货币的强烈需求很可能就会转向国外尤其是那些国际货币;其结果就是,不仅会造成铸币税的巨大外流,而且还会造成对外贸易中的严重逆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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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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