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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如何打造经济内循环体系:基于锦标赛定价体系经济周期理论视域的剖析

更新时间:2021-01-30 00:06:5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货币发行就必须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和相应增加。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楚,纸币形式的货币从国家层面来看并不是真实的财货,而且通常只具有交换和支付功能。

   事实上,仅仅考虑现代纸币的交易媒介作用,一国发行的现金及其通过乘数效应所带来的货币总额应该与该国所创造出的财富总量相适应,货币发行所出现的超额至少不能引发社会大众的通胀预期;进而,一国的货币增发及其通过乘数效应所带来的总货币增加额也就应该与该国的财富增量保持一致,即政府发行货币的新增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假定货币乘数不变)。当然,考虑到货币的国际功能以及铸币税的好处,大国的货币发行中通常会有一部分用于满足国际生产和交易的需要。例如,截止到2020年8月,美国政府发行的现金达2万亿美元,其中的3/4(大约1.5万亿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⑥]即使如此,一国对国际经济的参与以及世界货币职能的担负也是逐步推进的,不可能通过增发货币而迅速地占领国际货币市场,这样做的效果通常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些都警示我们,货币增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货币增发额更不等于财政赤字额;尤其是,在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封闭体系中,持续的财政透支就意味着“寅吃卯粮”,必然会为持续的经济发展种下隐患。

   最后,就货币增发带来的税收效应而言。通常来说,央行发行的货币并不是按照确定规则免费而平均地分发到居民手中,而是通过政府向居民购买物资的途径注入经济中。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的发行实质上就是政府征税(即铸币税)。进而,政府通过货币增发所获得的铸币税通常就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经由乘数效应所带来的新增货币总额等于财富新增量。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借助货币增发所获得的铸币税额也越大。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推论:(1)给定政府的总支出和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向社会大众直接征收的税收应该越少;(2)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试图以货币发行来弥补越来越大的政府赤字,通常的结果就是不断壮大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膨胀就源于政府征收了超越经济发展限度的税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为何显得如此宽绰,因为经济快速增长为政府借助货币发行而获取了大量实质税收;进而,我们可以理解在经济下行时期为何应该谨慎货币增发,因为它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为政府获取超额税收。

   同时,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一国所创造出的财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国外并为非居民所需求和消费的,这些产品所获得的是外币而不是本币。这就意味着,在维持货币购买力不变(及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所需要的增发货币就会低于财富新增量。与此同时,与这些产品对应的外币又会卖给商业银行(在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国家,出口商必须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在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的国家,出口商必须将多余的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高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头寸的外汇在银行间市场卖出,并最终由央行接手而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央行又是如何获得这些外汇储备呢?根本上就是通过货币发行,这构成货币流通中的基础货币。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些国外储备所对应的产品消费于外国,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外储备所对应的本币投放在国内;因此,外汇储备所对应的本币在国内并没有产品基础,从而实际上就是国内货币增发超过经济增长的部分,也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外汇储备越多,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就会越高,进而本币也就存在越是严重的贬值压力。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通货膨胀的根源:一是政府在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支付了超过国内新增产品之正常价格的过量货币,二是央行在置换新增外汇储备时所发行的货币。相应地,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途经就是用外汇储备进口国内所需要的产品,从而使得国内产品与本币相称。

   当然,这里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中国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为何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其实,并不是中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而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也存在严重的超发,以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更进一步地,这里又带来这样一个疑问:美国政府为何能够在较低经济增长下不断扩大美元发行而没有在美国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呢?根本上在于,这些超出美国经济增长之需的美元大量地为其他国家所持有。相应地,尽管全球因美元的贬值而呈现出持续的通货膨胀(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黄金、石油等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都具有价格上涨趋势),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却由此得到了稀释,与此同时,美国却向全球征收到了巨额的通货膨胀税。但显然,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美国这种优势,而且美国这种优势也不可能永远持有。这些都反映出,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即使在货币发行为政府垄断的今天,政府也不能任意发行货币而不受财政赤字的约束。

  

   三、经济大循环何以由外转内

   上面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审视表明,在面对当前严重的外来冲击而导致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通过(无限制地)货币增发以及相应的财政支出扩大来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壮大以及国外市场拓展的乏力,我们更加难以依靠持续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持久繁荣。相反,维持经济增长的需求引擎应该且必然会从国外市场转到国内市场的轨道上来,需要提升国内的真实需求,由此才能实现经济运行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真正转变。尤其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性打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由此也就加速了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局面的到来。针对这一新形势,当前中国学术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且也已经有了相关著作的问世。[⑦]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并实现从外循环到内循环的转变?更进一步地,如果说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性要求,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良性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呢?

   按照流行的看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甚至直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这段时期,中国社会一直致力于推行国际大循环战略或者寻求内外循环互动和互促战略,努力通过不断扩大出口来消化国内逐渐过剩的产能,由此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这充分体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中: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以前的不足10%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逐渐提升到1993年的32%,进而在1994年实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之后又在波动中抬升,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持续上升并在2006年达到顶点为67%,2007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则开始下降。[⑧]同时,正是在这种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商品的出口在过去二十多年获得了持续而快速的扩大,由此带来了显著的外贸顺差以及越积越多的外汇储备;同时,这些外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由此就形成了一个资金流循环。例如,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达4300亿美元(即2.92万亿元),[⑨]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1万亿美元。[⑩]

   显然,中美贸易的形势发展对美国也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可以低风险地扩大美元发行,在收割巨额铸币税的同时而不会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国大众因虚拟经济的膨胀而变得更加有钱,从而又会不断增加消费而致使对中国等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为此,萨缪尔森在2004年就以中国为背景重新审视了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变成双方的收益,但有时却会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在萨缪尔森看来,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时,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也就是说,尽管在自由贸易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会暂时地取得高额交换价值,但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力的丧失,乃至最后从自由奥义中获得收益要远远小于对自身造成的长期损失。由此,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尖锐问题:美国的原始性创新在国外的扩散是否一直是导致美国领先地位正在消失的原因?[11]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美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严重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美国产业优势和竞争力的持续下降,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就迅速转向了经济保护,乃至采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来压制中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势,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柏还命名了一个萨缪尔森陷阱: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带来诸多产业各个层面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进而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但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找到及时有效地调整与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因此进入一个与他国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12]

   相应地,流行的观点通常也就将当前的中国经济情势以及相应的国际经济关系视为长期推行国际大循环的必然结果,同时,正是针对这一情势的发展才有了经济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的当下诉求。果真如此吗?其实,任何社会实践都不会忠实地遵循某个模式或战略,经济循环也是如此,这里可从三方面加以简要解析。第一,国际大循环战略注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大出”理应伴随着“大进”。显然,如果真正做到了“进”和“出”的相辅相成,又何以会出现持续而快速增加的贸易顺差以及外汇盈余呢?第二,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有赖于大量的资本投入,这首先就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本。显然,如果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有效地配置到生产领域中去,又何以会出现大量购买美债并任由美国通过美元发行而从中国攫取铸币税呢?第三,以“大出”为基础而选择性地“大进”,这不仅有助于集约式扩大生产,而且也有助于强化国外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显然,如果这样,又何以会出现听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并攫取更多交换价值的局面呢?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结为:“大出”没有伴随着相应的“大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需要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理由有二:一方面,正是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基础,我们才能有效地应付国外的各种威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同时才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相机抉择地进口所需要的东西,由此来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和高质发展;另一方面,正是以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所持有的贸易顺差为基础,我们才有足够能力在全球翻倍进行合理投资以及展开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经济布局,由此来构建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问题是,无论是相机抉择地进口还是加大“一带一路”等建设的经济布局,都意味着不可能会出现持续增长并闲置着的外汇储备。譬如,“一带一路”建设就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相应地,缓解当前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选择性地扩大进口,而不是主动地降低出口。这意味着,应该首先弥补经济国际大循环中长期存在的巨大失衡。尤其是,我们有选择性地扩大进口的主要是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能源、矿产以及那些国内还无法生产或者质量不高的生产资料,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缓解和纠正引起国际社会反弹的贸易失衡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促使自有资本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利用。

由此,我们又需要思考这一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出”为何没有带来相应的“大进”?其原因大体在这样两方面:(1)中国希望进口的那些物品受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限制;(2)中国的资本积累已经超过了国内(既有行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就前者而言,我们显然需要努力突破国外的相关限制。譬如,既然美国不卖给我们所需要的那些高科技产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曲线地”引进创造和生产该产品的人才。就后者而言,除了需要拓展现有生产行业外,还需要提升国内市场需求。事实上,既然国内所积累的资本已经足够多了,而且国外需求又呈现出日益萎缩之势,那么就可以在不危及投资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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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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