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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中国政治统一体长期延续的三重共同体基础——以长周期政治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1-01-28 23:37:31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得以长期延续,表现为大规模政治统一体。一个国家实体拥有着广阔而复杂的疆域和众多异质性的人口,但能始终保持政治的统一性,尽管其间经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周期变化,但总的趋向是统一,并以政治统一体的形态进入现代世界。运用长周期理论对这一政治现象做出解释,认为中国政治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在于有三重共同体的支撑: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二是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文明共同体;三是多民族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政治统一体仍然得以维持下来,并将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人类更高形态的文明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推动政治统一体的持续。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今天的中国是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美国的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表示:“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继续到今。”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中国被认为是世界唯一持久的国家。造成这一结果的机理,仍然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并会给予当下国家演进以启示。本文以长周期理论为视角,提出政治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的三重共同体基础。

  

   一、长周期理论与中国政治统一体

   周期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和时间内的起伏变化、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的状况。这种变化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运用周期理论,有助于认识、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特点和规律,从而提升人们对事物的解释能力,更好地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周期理论是观察、认识、分析事物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种方法和工具。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变化,即经济周期。这种周期性变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给定的条件决定的。只要这一条件不变,经济周期便难以改变。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发现,最重要的是理解造成经济周期的条件和机制。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过程时,也注意到了因为条件和机制而造成周期性变化的特点,只是这种周期具有更长的时段性,属于长周期。在一个长时段内,由于某些要素,造成社会的长期不变,或者周期性变化。马克思注意到了印度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则是长期不变的村社制。他引述村社制时表述说:“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古老的村社制塑造了印度长期停滞不前的特性,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但社会没有变化,形成了一个长周期。只是随着村社制的解体,这一长周期才得以改变。为此,马克思指出:“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因此,人类社会的长周期是由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反复出现的要素构成的周期性变化。村社制构成印度社会的长周期,在这一长周期内,无论政治发生什么变化,村社制会反复出现,不断再生,直到村社制解体,长周期才被打破。

   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发现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治水是东方社会的重要特性,并构成长周期政治。在这一长周期内,会发生因为政府职能的履行而造成社会兴衰和政治成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在由政府履行公共职能这一政治长周期内,政府职能履行如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会导致国家的周期性变化。“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造成农业兴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统治,就如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一样。政治的长周期是由政权、政府及其运行决定的,体现为政治和社会周而复始的变化。治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中央集权政府治水构成东方社会治水的长周期。政府治水职能的履行状况,造成治水社会的周期性变化。

   因此,长周期理论是了解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规律的重要视角。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它包括以下三个要素:构成长周期的时间段及给定条件;长周期内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造成周期性变化的机理。

   长周期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国家演进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中国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黑格尔指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是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演进的。“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

   这种长时间延续并以朝代更替的方式演进,使得中国政治的长周期特点表现格外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并有规律地起伏变化,形成政治长周期。其中产生诸多重大命题,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百代皆行秦政制”。直至近代产生了“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

   “百代”、“三千年”、“百年”均属于长周期的时间规定。在这一时间段内,有着其他时间段所不具有的基本要素。如由于“皆行秦政制”,所以将“百代”视为一个长周期。由于有“大变局”,所以将“三千年”和“百年”视为一个长周期。在长周期内,会发生周期性变化,如国家整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国家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造成周期性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前人提出了命题,也有《资治通鉴》这样的经验大成,但未能从学理上深入探讨。构建长周期理论,有助于认识和分析中国的国家演进特点和规律。

   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得以长期延续,表现为大规模政治统一体。一个国家实体拥有着广阔而复杂的疆域和众多异质性的人口,但能始终保持政治的统一性,尽管其间存在分裂,但最终是以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进入现代世界,没有像欧洲那样裂变为若干政治实体。费正清深刻认识到历史中国对于当下中国的重要意义,他对比说:“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过往,我们更多的使用“大一统”的概念对中国政治实体加以表达,但这一概念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难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了解和通识,因此,用“政治统一体”这一概念更具有通约性或者普遍性。

   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的长期延续已是基本事实,最重要的是对这一事实加以解释。为此,本文引入“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只有通过共同体的方式才能将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并获得统一性。费正清在指出中国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时,表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继续到今”。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的长期延续,依靠着三重共同体的基础。

  

   二、政治统一体的政治共同体基础

   国家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人们依靠这一共同体实现其有秩序的生活。这种秩序主要依靠国家权力来建立和维系。国家权力的性质、配置和运行的可持续的规范,便构成国家制度。这种制度体现在政治共同体之中,并维持共同体的运行。不同的人们在国家共同体中获得政治统一性。如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西欧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向统一民族国家转变时说的:“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中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是在秦朝时才定型的,并形成了帝制国家,即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

   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的政治统一体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兼并争霸战争。这一战争起源于“分”,即秦之前分封诸侯的国家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是建立了一个以地域为主导的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形成了支撑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帝制体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以帝制体系为支撑的大规模政治统一体的构造是中国国家演进的内生性结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实行宗法分封制。受长期历史上的血缘关系的支配,西周通过宗法分封制治理一个大规模国家。分封之后的诸侯成为利益主体。在孟子看来,“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诸侯国拥有对土地及其土地上的人民的直接治理权,并直接处理相应的政事。对于诸侯国的人民来讲,周天子更多的只是遥远的象征性权威。诸侯国才是人民的利益和命运所在,尤其是在天子权威衰败和天下秩序崩溃的春秋战国时代。由利益而引起的冲突最终引起战争。“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史记·秦本纪》)兼并是对他国土地的并吞,即运用暴力将他国的土地和人口占为己有。“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墨子·天志下》)争霸就是各诸侯国争夺霸权,攻城略地,寻求最大权力并占有更多土地和人口,成为霸主。

   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正是在长达数百年的兼并争霸战争中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兼并争霸战争的尘埃落定之时,秦王嬴政宣布自己为始皇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皇”与“帝”连起来。丞相王绾与李斯等上书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琅琊刻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兼并争霸战争中统一中国的事实说明,只有统一才能获得秩序,只有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才能维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

秦统一后的帝制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政治共同体。首先,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配置权力资源并组织和治理国家。“所谓‘皇帝制度’,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至1911年清朝宣统皇帝遭辛亥革命推翻为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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