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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玉民:论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从正名方法的角度看

更新时间:2021-01-28 23:08:35
作者: 代玉民  

   作为孔子易学核心观念的“象”,其名词义与动词义都离不开正名方法的逻辑背景。在校定语词方面,《易传》说“象也者,像也”,可见“象”有“像”之义,即作为意象的“象”需要与其所模仿的对象相似,才能称为“象”。也就是说,“象”在与其模仿对象相应的意义上与正名具有一致性,因为校定语词,确定语词内涵与外延的对应,恰是正名方法的基本功能。对此,胡适表示“在名学上,象只是‘词’(TERM),是‘概念’(CONCEPT)”(《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4页),这样看来,“象”相当于正名之“名”,因此“象”具有正名方法的校定语词的逻辑功能。在效法、类推方面,圣人仰观俯察,依照自然现象创造了相应的卦象,进而依照卦象建构了人类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这种依“象”制作的方式其立足点正在于自然现象、卦象及器物制度、伦理道德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的“类”或“共相”,这种“类”或“共相”使自然现象转变为人为成果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圣人效法“象”进行类推,才创造了人类文明。而这种依象类推背后,正是效法、类推的正名逻辑。

   (三)以“辞”为指引

   胡适提出,除“意象”的学说之外,《易经》还包括另一个重要的逻辑理论,这就是辞的理论。”那么,作为一种逻辑理论,“辞”的内涵与功能是什么呢?胡适表示:

   辞的本义是争讼的“断语”“判辞”。《易经》的“辞”都含“断”字“辨”字之意。在名学上,象只是“词”(Term),是“概念”(Concept),辞即是“辞”,亦称“判断”(Judgment)。例如“谦亨”一句,谦是“所谓”,亨是“所以谓”,合起来成为一辞。用“所以谓”来断定“所谓”,故叫做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4页)

   胡适将“象”视为逻辑学中的名词概念,“辞”则是由名词概念所构造的判断命题。作为名词概念的“象”仅能显示意象本身,却不能使人获知意象所代表的全部内容,正如胡适所言“‘象’但可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4页)也就是说,“《周易》卦爻之辞乃当初作《易》者‘观象系辞而来”⑧,这种作为判断命题的卦爻辞可借助语言揭示“象”所显示的信息,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引,此为“辞也者,各指其所之”。例如,谦卦艮下坤上,呈“地中有山”之象,但仅此意象不能显示相应的吉凶善恶,“谦:亨,君子有终”的卦辞,便揭示出卦象的吉凶善恶,以作为行动的指引,此即“系辞焉以断其吉凶”。大体上,“辞”的行动指引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5页)

   “辞”的行动指引的逻辑功能,主要源于孔子的正名方法。胡适指出“‘正辞’与‘正名’只是一事。孔子主张‘正名’、‘正辞’,只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动,一方面要禁民为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8页)按胡适的看法,正名旨在鼓励人们做合于“名”的正确的事,禁止做不合于“名”的错误的事。当将这种正名方法贯彻到易学中,便是“正辞”,即以作为判断命题的“辞”来揭示易象所显示的吉凶悔吝的趋势,鼓励人们做符合意象所显示的事,禁止做不符合意象所显示的事。这样看来,与“易”“象”类似,“辞”亦是正名方法在易学中的一种逻辑应用。

   至此,从正名方法的角度,胡适以“易”为基础,“象”为核心,“辞”为指引,建构了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体系。然而,胡适对孔子易学的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本身,他进一步将孔子易学延伸到人生与政治领域。

  

   三、正名视域下孔子易学的延伸

   以正名方法为线索,胡适将孔子的易学进一步延伸到人生与政治等领域。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主要起源于易学中“象”的学说:

   “象”的学说,于孔子的哲学上,有三层效果:(一)因为象是事物的“动机”,故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二)因为“象”在实际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正名”主义。(三)因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7页)

   在胡适看来,孔子的人生与政治哲学⑨主要受到“象”的影响。具体言之:

   (一)易学视域下的孔子的人生哲学

   胡适认为,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动机,属于动机派哲学。他指出:

   大凡人生哲学(即伦理学),论人生行为的善恶,约分两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动机”;一派注重行为的效果影响。孔子的人生哲学,属于“动机”一派。(《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7页)

   孔子对“动机”的重视表现在何处呢?以《论语》“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四书章句集注》,第56页)为例,胡适表示“这一章乃是孔子人生哲学很重要的学说,可惜旧注家多不曾懂得这一章的真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第84页)。此章很重要,却常多被古代注家误解,其关键在于对“以”字的释义。何晏将“以”字解释为“以,用也。言视其所行用”⑩,皇侃疏为“即日所行用之事”(《论语正义》,第54页),进而朱熹将“以”诠释为“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四书章句集注》,第56页)的“为”。何晏、皇侃释“以”为“用”与朱熹释“以”为“为”,都指人的行为,涵义基本一致。刘宝楠肯定了这种释义,并认为“视、观、察,以浅深次第为义”(《论语正义》,第53页),这是孔子的“知人之法”(《论语正义》,第54页)。然而,胡适却反对以上诸家的释义,他认为:

   “以”字何晏解作“用”,说“言视其所行用”,极无道理。朱熹解作“为”,说“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也无道理,“以”字当作“因”字解。(《中国哲学史大纲》,第84页)

   胡适对“以”字进行了细致考据,他列出《诗经?邶风》的“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左传?昭公十三年》的“我之不共,鲁故之以”,《老子》“众人皆有以”,以及日常语言的“所以”诸条证据,指出“此诸‘以’字,皆作因为解。凡‘所以’二字连用,‘以’字总作因为解。”(《中国哲学史大纲》,第84页)通过分析,胡适发现《论语》中“以”字,应是原因之义,而非“用”或“为”之义。以“因”来理解“视其所以”之“以”,胡适发现孔子的人生哲学特别注重引发人们行动的原因,即行为的动机。例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四书章句集注》,第56页)“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四书章句集注》,第61页)等,均是孔子注重行为动机的表现。

   那么,孔子这种动机派人生哲学与易学有何关系呢?胡适认为,孔子此说主要受到易象中“几”的思想的影响。他指出:

   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换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几”。这个观念,极为重要。因为“象”的应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学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谓“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话说的“念头”。(《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7页)

   在论及“象”时,我们曾提到它是圣人发明人类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的所效法、模拟的范型。在此,胡适将“象”视为“一切制度文物的‘几’”。所谓“几”,《系辞传》释为“动之微吉凶之先见也”,韩康伯疏为“适动微之会则曰几”(11),均表明“几”是效法、模拟以及事物变化的起点、苗头。孔子易学以由简至繁、渐进变化的“易”为宇宙实相,种种人类制度文明都是效法、模拟易“象”之“几”而来的渐进演变。若要预知这种变化的方向,则需把握变化的起点、苗头,即变化之“几”。当将关注焦点从自然领域转向人生层面,“意”“居心”或“念头”便是易“象”在心理与人生哲学方面的投射,成为人类伦理行为的“几”,即行为的内在动机。掌握此“几”,某种程度上,可以按照正名逻辑对人类的伦理行为进行类推,从而预知伦理行为的走向、后果,以便做出相应的决策。例如,孔子在考察人时注重“视其所以”,据胡适考证,“以”字实为“因为”之“因”,有原因、动因之义。这样,“视其所以”便是考察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因此,胡适判定“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要‘知几’,要‘见几’,要‘防微杜渐’。”(《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7页)由此可见,孔子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注重动机的哲学,而其对动机的注重颇受易“象”之“几”的影响。

   从正名逻辑的角度看,孔子将模拟渐进变化的苗头的易“象”之“几”,类推到人生哲学领域,从而特别强调“意”与“居心”等内在动机。这样看来,孔子的人生哲学是其易学在人生领域的一种延伸。

   (二)易学视域下的孔子的政治哲学

   在胡适看来,孔子的政治哲学包含两个向度,一是在名字名号层面的正名主义,二是注重对典范、榜样的模仿、仿效。这两方面均来源于孔子易学的“象”的学说。

   一方面,孔子的政治哲学强调正名主义。在回应齐景公问政时,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36页),面对子路的提问,孔子系统阐释了其正名主义的原理,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四书章句集注》,第142页)。进而,孔子在《春秋》中具体实施了其正名主义的政治哲学。例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左传译注》,第307页),本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召至河阳,孔子却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译注》,第300页)。因为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译注》,第307页)此外,“《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中国哲学史大纲》,第72页)等,胡适认为“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72页),因此“《春秋》远非一个只是日期和事件的年表,它有着深远的逻辑意义”(《先秦名学史》,第48页)。

   追本溯源,这种语言层面的正名主义是孔子易学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以《春秋》为例,作为以正名方法撰写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特别注重语言的准确适用,以及名词、命题所代表的伦理、政治判断,从而凸显其所期望的政治理想。孔子的这种正名的努力,恰恰表明当时“语词应该表达现实的事物和制度已经可悲地背离,而它们总该力求接近‘意象’或‘理想’”(《先秦名学史》,第50页)。名词、概念理应与其所指称的“意象”相对应,此“意象”即为孔子易学中的“象”。对此,胡适表示“‘象’在实际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正名’主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7页)这表明,孔子强调在语用层面坚持名词、名号的本义,使名词、命题与其所指称的“意象”相应,否则“名失则愆”(12)。这种以“正名”来拨乱反正的政治哲学,恰是孔子易学中以“正辞”揭示易“象”的逻辑在政治领域的应用。

另一方面,孔子的政治哲学注重效法榜样。例如,《论语》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四书章句集注》,第137、143、138页)等,都表明孔子强调君主执政应端正自身,成为百姓的榜样,这样百姓自然效法君主而随之端正,君主的号令可以顺利推行,国家自然也得到良好的治理。这种效法榜样的政治逻辑,亦是正名方法的体现。孔子注重君主的“正”,即君主做到了“君君”,大臣效法君主自然做到“臣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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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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