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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荣氏兄弟:中国民族资本的高峰

更新时间:2021-01-28 16:31:54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1914年秋,振兴纱厂董事会会议的争吵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董事长荣宗敬与经理荣德生在会议上提出方案,以振兴厂的盈利为基础,在上海、郑州等地另建新厂,这是他们经过周详的实地调查和全面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方案,却遭到大部分股东的反对,这派人主张稍有盈利即分红兑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荣德生疾呼:对外竞争,非扩大无以立足;见利分红,无异于自取灭亡!

  

   譬如滚雪球,只有以原有雪球为本,全速滚动,才能越滚越大,越大越不易被融化。如果滚一点,融化一点,原地踏步,最终前功尽弃。市场竞争是无情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荣氏兄弟的主张如同空谷足音,得不到支持,有的股东还暗地里策动改组董事会,另立董事长。

  

   “竖子不足与谋!”荣宗敬愤然走出会堂,他痛恨这些鼠目寸光之辈,痛恨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有一点盈利,就全部拿来分红,靠什么来扩大生产?少发股息,不分红利,从长计议,才能日益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当时民族工业处境艰难,风险很大,股东们有贪图近利、多赚多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荣氏兄弟不畏风险的长远眼光与宏大气魄,尤为可贵。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荣氏兄弟忍痛退出了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振兴纱厂,在上海买入一家轧油厂的地皮,改建成纺织厂,这就是后来名震寰宇的申新第一纺织厂。

  

   申新一厂建立之日,正是西方列强在欧洲激战方酣之时。中国市场进口棉纱锐减,天赐良机使在夹缝中艰难挣扎的民族工业获得了片刻的自由,棉纺业的盈利如魔术般激增。申新一厂生逢其时,利润成倍增加。荣氏兄弟信心十足,开足马力将全部的盈利用于投资办厂,全力以赴地增加资本积累来扩大规模、增建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荣氏兄弟各企业的全部盈余几乎都用于企业的创办与扩建之中。

  

   荣氏扩大企业、筹措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大量吸收职工存款。1912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一厂,成立之初,他们就与股东议定:“分得的红利,三年内均不得提取,用以扩充企业。各股东的股利也存厂生息,以厚资力。”后来的茂、福、申新总公司每年存款余额逾百万元。1928年成立同仁储蓄部,业务对象还不仅限于股东、职工及亲友,业务范围遍及上海、无锡、常州、杭州、汉口等地。这种企业自行吸收存款的办法有效地补充了企业急需的营运资金。世纪之末的孙大午的融资方法也与此相似,但在当今的法律之下被视为非法集资,扰乱国有金融秩序而判刑。

  

   仅凭自身的资本积累与企业职工存款所得的资金,远远满足不了荣氏兄弟扩大企业的期望。他们冒险采取了长时期、大规模地举债发展的战略。福新粉厂就是采取“租地、租房、欠机”的办法建厂,通过先欠、后赚、再还款的方式,大胆实施“举债发展”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再生产。由于有茂新粉厂的经验借鉴,加之上海有利的市场条件,福新粉厂利润优厚,荣氏企业活动中心逐渐由无锡向上海转移。

  

   举债发展策略的关键是贷款。如何让银行与钱庄放心贷款呢?钱庄出身的荣氏兄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们把部分资金分散投资于十几个银行与钱庄,并担任中国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荣宗敬不无得意地说:“我搭上一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企业集团规模越大、信誉越高,就越容易取得银行的贷款。购买厚生纱厂时,荣宗敬说,“只是在钱账上转一个账而已。钱庄老板相信申新而不相信厚生,就因为申新规模大,有好几个厂。一个厂不好,还有别的厂。而厚生老板只有一个厂。”

  

   荣氏兄弟大举借债,常达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超过了他们自有资本的金额。但他们并不以此为包袱,而是以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促使自己不断增强企业效益。他们收购别的企业,往往是以自己原有的信誉颇佳的企业向银行作抵押,以此获得贷款,随即全速整顿开工生产。他们在增设工厂方面从未停止步伐,“开一个厂,就向银行押款去购买或开设第二个厂”,滚雪球似地使荣氏企业集团越滚越大。

  

   兄弟俩大规模扩展企业,从不因环境的险恶而退却。1917年举债购入申新二厂后,最初几年因添机改造,赢利甚微乃至无利可得,并且战后上海民营纺织业在外商卷土重来的压力下困难增加,但荣氏兄弟创建新厂的激情依然不减。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无锡、武汉等地,以避开外商的压力,同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占领原料与产品的广阔市场及其腹地。1922年无锡的申新三厂与武汉的申新四厂同时建成投入使用。

  

   荣宗敬创建新厂的激情与勇气,连同样锐意进取的德生也自愧不如。1920年,荣宗敬决计在武汉筹建申新第四纺织厂,利用上年在汉口开工的福新第五粉厂的盈余进行投资,占领湖北这一大棉花产地与销售市场,同时就近供应粉厂所需的袋布。荣德生以为,福新五厂虽略有盈余,但本身仍仰赖贷款周转,贸然再建一厂,资金将日益见拙。荣宗敬不以为意,认定多一个厂,多一个赚钱机会。他的一贯宗旨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如此宏大的气魄,需要大举借债,举债需要勇气,不畏风险,荣宗敬却诙谐说:“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

  

   举债发展与借“机”下蛋的战略,使荣氏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急剧扩张。在1912至1921年的十年间,荣氏兄弟租办面粉厂六家,其中,后来收购者有三家。加上自办粉厂八家,总计新办面粉厂十四家,即茂新四个厂,福新八个厂,以上海为中心,广布于无锡、汉口、济南等地,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此后十年间,申新纺织系统陆续增加了五个纱厂,其中四个是并购而来。这些收购的纱厂,包括一家英商纱厂,收买前无一不是连年亏损,无力维持而被迫拍卖,因此售价相当便宜。1931年收买的三新纱厂,几乎是半卖半送。虽然风险很大,但为荣氏雄心勃勃的扩张节省了不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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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氏兄弟千方百计增加自身的资本积累,就像滚雪球一样使荣氏企业集团急速旋转,越滚越大,从面粉业滚向纺织业,滚出一个雄踞华夏的庞然大物,这就是茂福申新总公司。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两顶桂冠

  

   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茂福申新总公司,荣宗敬任总经理。下辖茂新、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厂共十六家企业,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对各企业进行统一指挥和调配,对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及人事安排等方面进行规划与调度,各厂的多余资金由总公司集中存放,付以利息,统一运筹。

  

   总公司的成立,使荣氏企业的“粉纱互济”的独有优势更能发挥。“纱盈粉亏,粉盈纱亏,粉纱互济”这一经营策略,有效地分散风险,互相支持,彼此呼应,综合发展。尤其是在困难之时能分散风险,同舟共济;在机遇面前,又能集中资金与力量,倾巢而出,抓住机会,全力发展。例如申新纱厂困难时,仅靠为各面粉厂制造袋布就能渡过难关。

  

   1932年,荣氏兄弟控制下的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在全国民营资本面粉厂的比重为,面粉生产能力占30.7%,工人数占23.4%;申新纺织系统棉纱产量占全国的18.4%,棉布产量占29.4%,工人数占17.5%。“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两项光彩夺目的桂冠,同时落在兄弟俩的头上,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无与匹敌的双星座,辉耀寰宇。

  

   人弃我取,举债发展,推动了荣氏企业集团的急剧膨胀,但由此带来的风险也非同寻常。“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族棉纺织业面临空前的危机,申新系统各企业也难逃厄运,而且首当其冲。处境每况愈下,亏损日巨。1934年,申新纺织公司负债总额已达六千多万元。银行与钱庄纷纷紧急催还,同仁储蓄部的客户也提款止存。荣氏兄弟捉襟见肘,四面楚歌,危机四伏。荣伟仁受伯父之命,火速从上海赶赴无锡与父亲德生商议。

  

   无锡荣宅,格外沉寂。荣伟仁心急如焚,“父亲,火烧眉毛,只有破釜沉舟,将全部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手执茶壶,断然拍板,“事已至此,唯有背水一战。譬如茶壶,一经破裂,虽执半壶在手,亦复何用?”

  

   荣德生父子连夜奔赴上海。用全部有价证券与股票为担保向两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燃眉之急既解稍定,但局势仍在恶化。荣氏兄弟以顽强的毅力,抗住各方面的压力,自救图存。成立申新公司改进委员会,在艰难的条件下实施改革。皇天不负苦心人。1936年全国棉花大丰收,花价下跌,棉纱市场好转,申新公司从痛苦的煎熬中步出经年的低谷,死里逃生,重振雄风。

  

   就在荣氏企业王国全力扩张时,日本法西斯的大举进犯中国,各地荣氏工厂横遭洗劫,有的化为一片焦土。八年抗战后,奄奄一息的荣氏集团劫后余生,试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继之而来的是同根相煎,中国卷入全面内战之中,荣氏企业终难恢复战前的辉煌。不过,它们在中国民营工业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荣氏后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振兴民族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i

   (备注:本案例故事为笔者根据史料而创作)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2015年0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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