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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修良 刘海龙:“一带一路”视野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思维分析与研究转向

更新时间:2021-01-26 23:43:32
作者: 何修良   刘海龙  
继而实现“点线面”之间的有效统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与理论发展形成了广阔而独特的社会背景与叙事场域,这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一方面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空间对边疆社会带来的影响,探索与总结边疆治理理论的实践经验,不断形成能与现有需求相适应的、与西方理论相对话的新概念、新体系与新知识,推动边疆治理研究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聚焦“一带一路”的空间思维和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重大“问题域”与关键性“议题群”,为边疆社会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思维和新方法,回应新时代边疆社会发展的挑战,提供边疆治理重大问题的智慧思想和制度安排。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加快边疆知识生产的空间社会性转向,消弭边疆理论的僵化不前与现实需求难以满足的结构性紧张;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逻辑机理和思维方法等视角聚焦空间性内容与思维并以此形成相关议题的深入讨论,促使“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边疆治理理论转型和范式形塑。概言之,“一带一路”视角下边疆治理研究处在旧世与新时之中,其研究既要沿着历史治理的逻辑继续前进,也要做好迎接治理变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创新。未来的研究,“一带一路”视角下需要更为系统地分析边疆治理演变的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和现实情形的复杂性,立足边疆空间社会性内容与特征。从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实践、制度与行动、技术与平台等多重视域重塑边疆治理,实现研究的“历史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一是从历史性视角追溯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治理发轫于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方略、理念与方式构成了当今边疆治理的渊薮。“一带一路”背景下需要把历史治理“路径依赖”的有效经验与现在边疆治理的新时代特征衔接起来。两者的衔接需要突破对边疆区域封闭性的外部性描述,也不应局限于边疆地缘政治、文化变迁的现状书写,而应该着眼于从历时态的变迁和“一带一路”带来的共时态现状来绘就边疆时空的整体性变化的社会图景,继而阐释在内与外、古与今的国家发展理念中的任务性、结构性角色及内外部的关联,扩大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生长与阐释空间,为边疆时空变化所带来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解释框架与行动方案。

   二是从时代性视角探寻边疆治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视域中,立足边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状,既要分析边疆社会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动态变化,也要分析边疆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外向辐射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明确边疆区域空间的特征以及所带来的问题,进而推动全面认识边疆社会在区域发展、跨界交流、地缘政治中的时代地位与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边疆空间变化带来的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现实遵循。边疆治理研究需要把理念、模式与方式的时空变化纳入研究议程上,探索空间变化带来的演变规律和治理措施,从更宏大的视野认识与总结边疆社会性变迁的时代意义和研究旨趣。

   三是从世界性视角形塑边疆治理研究。如果说历史视野的边疆是统治者眼中的边陲属地,边疆治理是实现统治者政治利益的权宜之计,那么“一带一路”视角下边疆犹如一个多棱镜,呈现多维与辩证的特征,边疆的边缘属性在悄悄淡化,中心属性在渐渐生成,这一转变表明,边疆不仅仅要改变原来的“边缘”与“边远”的内部指向的政治意象,更要承担起联系与连续的对外的社会意义,边疆治理勾连起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更好地在边疆区域与内地、国外的联结中构筑自身发展的主体性选择,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国家利益的空间外溢与涌现的新形态边疆性质对边疆区域的冲击。边疆治理研究从国家治理大局出发,以整体性视野认知“一带一路”视野下边疆研究的现代性话语变迁,从区域主义的视角不断走向世界主义的视角,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治理体系的交流与持续互动中进行总体性建构。

  

   三、新思维:边疆治理研究的新转向

  

   传统边疆治理单向度的、线性化、局部性的思维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树立开放性、复合型的“空间主义”思维,不断适应边疆空间内部的社会变化,进而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研究。

   一是战略层面上,逐步从边疆发展研究转向关注边疆空间建构研究。“一带一路”实施,促使边疆治理战略的转变核心在于面向未来,主要是指边疆治理必须适应国家发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其科学研究在于探索边疆地区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发展之路,设计出前瞻性、整体性和可欲性的边疆治理框架与规划。中国的边疆治理是与国家发展共同展开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边疆治理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援的实施而加强,其起点都是立足于国家发展这一宏大主题下展开的,但边疆地区发展的议题只是众多边疆问题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时空背景下,边疆民族宗教治理、区域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等社会文化类公共性事务构成了边疆空间社会性问题的焦点。这就从以发展为核心的研究走向以建构为核心的研究,从国家外向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在突出边疆空间社会性内容的同时,形成边疆整体的研究概貌。

   边疆空间战略的建构旨在突出边疆治理的地位,改变边疆治理在原有治理体系中敬陪末座的处境,逐渐确定边疆地区治理研究的本体性地位。边疆治理理念建构重在改变过去重视有形边疆建设而无视无形边疆建设,比如对利益边疆的理念的模糊认识与实践建设不足等问题,把不同形态的边疆治理整体规划,补齐短板。边疆治理空间建构要突出治理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导向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化导向,立足边疆实践与问题,根据治理实践与实效。随时动态适时地调整战略、制度、理念的偏差,进而强调空间差异性、治理过程动态化的上下同欲的整体性治理内容。

   二是场景空间上,逐步从边疆治理的封闭思维转向开放思维。传统边疆治理研究,空间属性与要素一直没有被纳入治理的内生要素中,边疆治理环境犹如“黑箱”,处于封闭、平衡态之中,边疆治理理念封闭保守,比如几乎所有关于边疆治理研究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去思考边疆问题的性质、构成要素、组织结构和应对策略,政治性、稳定视角等静态研究是主要的叙事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过去把边疆地区视为封闭的空间单位,边疆治理的空间政治和相关公共事务问题成为治理对象,边疆治理逐渐凸显出有着非平衡态、非线性的开放系统性质,在外部物质与能量交换中,不断形成动态的、新的有序的治理结构。因此边疆空间所呈现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构成了边疆治理研究的新面向。

   边疆治理置身开放的、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作为边疆问题研究对象存在物的静态状态不复存在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中,所周遭的大多边疆问题都具有了超越主权国家的区域性或全球性治理的取向,识别边疆问题性质与特征就必须拓宽研究的视野与领域,需要在开放情境中去认识和把握,只有把边疆问题放在开放性的视域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中研究才能认清实然与应然的差距,确定边疆问题性质。边疆问题既是国家内部性问题,也是沿线国家相互影响的区域问题,通过“空间主义”社会性视角,理清边疆问题的性质演变过程与发展规律进而确定边疆研究的新知识体系。

   三是取向选择上,逐步从边疆治理的制度建设转向行动导向。传统边疆社会可以描述为低度的复杂性和低度的不确定性,边疆问题发展脉络较为清晰,治理结构较为单维,边疆问题治理的一般规律也较容易在传统的方法与实践中寻求与确定,把这些规律抽象形成的制度知识通过公共组织实施就能取得较好的治理绩效,因此传统边疆治理适合制度框架下的治理。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制度框架体系对边疆治理支持力度的边际效用在降低,无法适应边疆形态的转变,需要建立以行动导向为核心的边疆治理取向。

   行动导向的边疆治理的实现,关键在于价值共识的形成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其价值共识的形成需要从边疆实践出发,与边疆治理的场域一致,重塑边疆治理精神,塑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价值理念,在“中国特色”与“国际规范”规则意识前提下呈现出共建、共享与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而资源有效整合的过程可以根据镶嵌在边疆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创新实践以及所建构的治理过程,来分析作为不同治理因素的影响,将边疆治理实践成功与否的重点转移到了资源有效利用及持续推进创新实践的动力,而创新实践,则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外部知识的介入使用和地方民众的有效参与。边疆的开放性成就了“引进来、走出去”的通道,资源整合通过外向型治理就变得更为现实,通过所在区域发展的共振效应,整合周边国家或地区资源为我所用。因此,“一带一路”视角的边疆治理行动实践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逻辑契合,它所缺乏的价值理性不一定就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边疆治理理念,而是更加适合自身治理情势的价值规范和精神蕴涵;它所要补足的工具理性也不一定是一味采取现代的治理方式,而同样是适合治理自身发展需要并为自身社会文化形态所接受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方式。

   四是路径优化上,逐步从边疆治理方式研究转向边疆治理模式研究。按照公共治理的一般原理,在治理的框架确定与模式既定下,治理方式的效用就能实现并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在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治理方式就徒有其表,甚至会有障碍作用或者起到反噬作用。在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一带一路”推进中,传统边疆治理模式暴露了历史的局限性,有些甚至与当下边疆治理情势与治理思路相抵牾。边疆治理模式处在传统模式解体、新模式尚未形成的过渡期,亟待需要对不成型、不成熟的治理模式进行探索和总结。

   边疆治理理念和方式是通过治理模式得以展开,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当下,治理模式转型与重塑是对传统边疆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深层次再造。从现实情况看,“一带一路”建设中各省区基于自身地位的认知提出了发展的目标,而实现目标则是在外交政策、国家发展战略、周边国家关系、边疆治理的国家措施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前提条件需要立足各省区的建设任务与省(区)情的地方性知识,治理模式则是建设任务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载体。换言之,治理模式是治理理念、内容与方式的综合,是不同边疆区域在“一带一路”空间变化中所呈现的新特征的体现。对这些空间变化带来的社会性问题治理新经验、新实践的总结,并将素材与知识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加工,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模式,不断为边疆治理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注入新内容。

   综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变,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知识的生长点。这就要求,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实践都需要树立大战略、大视野、大思路,从整体、长远、国际的视野谋划边疆地区发展,探索和形成有效的边疆治理学科体系,为边疆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地生根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支撑。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可谓是,对边疆的理解,在边疆之外;学者对边疆治理的研究,亦在边疆之外。

   参考文献:

   [1][4]赵超.“一带一路”建设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政治分析[J].探索,2016,(3).

   [2]熊坤新,平维彬.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3).

   [3]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N].环球时报,2015-04-08.

[5]朱金春.“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形态的重塑[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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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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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西宁)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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