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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更新时间:2021-01-26 09:05:16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列世界第一位。1986-1988年,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连续三年超过1300亿美元,大大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1986年底,日本迎来战后持续时间仅次于伊奘诺景气的平成景气。至此,日本经济达到了战后以来的顶点,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对核心利益的界定趋于扩大,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在这一时期,“日本不甘心居于美国之下,正在各个领域与美国争第一”。“日本报刊上经常看到‘美国霸权地位崩溃’、‘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21世纪是日本的时代’等字眼,并声称‘日本的生产率继续上升’、将成为世界第一。”(11)此后,冷战与日本的昭和时代几乎同步结束,“告别战后”、“迈入新时代”的气氛开始弥漫整个日本社会。据1991年11月《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针对“今后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52%的日本人回答,“不仅在经济方面,还应该在政治方面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关于“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成为领袖”的提问,给予肯定回答的日本人占72%,予以否定的只有18%。(12)

   进入这一时期,日本朝野都不再满足于只做经济大国,而是渴望成为世界一流的“政治大国”。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后,明确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990年5月,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撰文《剧烈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提出日美欧构建“三极体制”、共同领导世界的主张。1993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率众退党、另组新生党的前夜,推出其重要政治论著——《日本改造计划》,其中写道:“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6%,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位。日美两国的GNP占世界的将近一半。而且,日本与欧洲、美国并立,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就是说,日本的举动已影响到世界各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13)

   (二)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对日本战略调整构成重要动因

   基于日本战略文化中“外压应对式决策”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从酝酿阶段开始即受到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14)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发起攻势,大有在全球范围内排斥美国势力与影响之势。里根政府为扭转军事战略上的不利处境,迫切要求日本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分担防务责任,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扩张。1982年4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日,强调“随着日本所发挥作用的扩大,它的责任也会相应增大”,“日本不能逃避发挥政治作用”。(15)美国的要求与日本政坛主导势力的愿望一拍即合。日本决策层认为,“为美国分担责任”既可以维持西方阵营对苏的战略优势,维护有利于日美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国际体系,又能帮助日本进一步提高在同盟及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在国际上树立起政治大国的形象。因此,日本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做出了积极回应。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及国力结构、发展态势的国际比较,同样成为日本大国志向膨胀的重要源泉。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经济要素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重要性凸显,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位置时的重要性上升,这使得国力结构以经济技术见长的日本处于有利位置。从理论上看,在一个自助型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如何“自助”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最终比军事竞争更重要”,因为“强大的经济力量能够轻易地转化为军事力量”,反之则不可能。(16)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与美国之比从1991年的58.76%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71.74%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期,日本GDP从俄罗斯的约七倍逐年增大到1995年的约13倍,对中国则保持在七倍以上。巡览世界主要战略力量,日本发展优势明显,上升势头迅猛。1994年9月8日,日本外务省就“入常”问题向国内有关机构散发题为《改组联合国安理会——我国应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文件,详细阐述了日本政府的相关见解。其中,日本“应当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主要理由之一,即是“现任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力相对下降”,联合国要成为真正有实效的国际组织,需要更多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17)

   (三)实现“正常国家”(18)化成为日本新的国家战略目标

   经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酝酿,日本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在冷战后最终确立。日本对这一目标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海部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提出“日本将动用它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积极角色,以期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同年7月,海部在美国《外交》季刊撰文《日本的构想》,全面阐述日本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构想,认为90年代将成为国际秩序的转折点,日本必须在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国际秩序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在日本官方文件中,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提出,“如今的日本正处于能够对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相关的所有方面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位置”。(19)1992年版《外交蓝皮书》进一步指出,日本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军控与裁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上的积极参与表明,它的行为已经实质性影响到所有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相关的问题。(20)

   第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时期,《日本改造计划》、《剧烈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等各界重要言论,均把日本定位于“与美国、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栗山提出,1988年世界GNP为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欧共体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三者比例为5∶5∶3。由此可见,日本“依靠经济力量再度作为5∶5∶3的一员,处于负责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地位”,而“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并单方面维护这一秩序的时代已成为历史”。(21)“5∶5∶3”系1922年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对美、英、日拥有主力舰的比例规定。栗山援引这段历史作比,意在说明日本已重获大国地位,自当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日本支持联合国改革,并希望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在联合国会议上表明“入常”诉求。1993年第48届联大会议前夕,日本正式向联大提交了题为《日本关于安理会议席平衡分配与扩大的意见》的报告。

   第三,着手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酝酿修改和平宪法。鉴于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战后日本长期维系的埋头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内向型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决策的速度与效率亟须提高,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国际大竞争”,日本在90年代实施了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通过改革,日本确立了“政治主导”体制,首相和内阁的制度化权力显著增强,包括强化了内阁职能、首相作为行政首脑的领导作用和决策机制,充实辅助内阁和首相的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及重组省厅等行政部门,以适应“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的需要。通过改革,维系自民党派阀政治、分权结构的制度基础随之消失,党内权力向以总裁、干事长为核心的中央执行部集中。由此,集国会重要党团领袖与制度化权力显著增强的内阁首长于一体的“首相主导体制”最终确立。(22)

   这一时期,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在1992年相继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1993年,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从“国际贡献”角度为“修宪”提出依据——“宪法当然也应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然而,“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与国际环境对应的明确规定”。为此,小泽主张,宪法应当在第九条的两款之后增加第三款,规定“前两项不妨碍为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自卫队”开赴海外,以及将自卫队“专守防卫战略”改为“创造和平战略”。(23)

   (四)“正常国家”化战略尚缺乏体系完整性

   总体来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正常国家”化或曰“政治大国”化战略的展开还主要停留在战略构想与目标宣示阶段。首先,在日本为战略转型进行的体制性、制度性准备工作中,这一阶段触及的主要还是对内“自我矫畸”较浅的层面,即“矫正”小泽一郎所谓日本战后体制中那些明显“不正常”的部分。(24)这一局面的形成,除国内因素外,还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日本的战略展开受到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的严格束缚。在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日本始终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军事威胁,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日本对国际权力的追求实际上只能限定在西方阵营范围内。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又受到来自美国的战略打压。

   其次,日本选择何种政策手段,即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也尚未定型。及至冷战结束之初,日本战略精英层“尽管就要在世界上谋求体面的地位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谋求体面地位的方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加强日美安保体制,还是走独立防卫路线,或是走把日美安保体制与多边措施相结合的路线”,其说不一。(25)其中的关键点有二:一是对日美同盟的定位,二是与此直接相关的日本安全军事政策。在这一阶段,日本国内的“战略论争”基本上是两大观点相互对立。第一种观点是继续坚持“吉田路线”,即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谋求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的主要精力继续用于经济建设,同时适度增加国防预算,以有效对抗苏联威胁,更好地发挥作为美国盟国的作用。第二种观点是修改“吉田路线”,即改变军事上从属于美国的状态,逐渐提高日本在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性。中曾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尽管第一种观点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观点明显呈现上升趋势。(26)

  

   三、“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烈波动,日本经济步入“失去的十年”,加之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对外部环境与自身评估经历了从山巅到谷底的“云泥之变”。但是,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路径选择日渐清晰,“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由此具备了体系完整性。

   (一)日本对形势的认知更现实,而追求目标的意志更坚定

   90年代中期,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出现重大转折,从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迅速转向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此前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加深增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分享,这使得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更加安全和友善,安全挑战来自不与国际社会共享经济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边缘国家”。(27)然而,种族冲突多点爆发、安全热点轮番涌动,使得日本战略精英层很快意识到,冷战后世界远比几年前苏联解体之初所预想的要更为艰险、复杂。

   泡沫经济崩溃、增长失速,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自身的趋势,更是将此前日本国内的乐观氛围一扫而光。在冷战后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下,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间,中国等“多强”各国相对于“一超”美国的GDP占比普遍上升,而日本成为唯一的例外。(28)与此相应,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1999年形成、2008年起每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这一全球治理新平台的出现,不仅使得日本在日美同盟之外的另一大外交支柱——七国集团的全球作用被削弱,而且20个成员国中亚洲国家占了约三分之一,也标志着日本长年保持的“亚洲代表”身份不再。(29)

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感知与战略反应都经历了急剧起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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