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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中华民族”叙事:国族证成中的古为今用

更新时间:2021-01-24 22:59:14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成为绝对主流的思路。这不仅可以从尝试相关证成的人群主要来自历史学家上得到印证,也可以从力图证成“中国”、“中华民族”的学者主要采取的是历史学进路上获得佐证,更可以从人们在不同学科视角尝试证成“中国”、“中华民族”时基本采取的溯源及流方式上取得旁证。在相关论题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他明确强调,针对民族国家的中国乃是一个“想象共同体”的说法,有必要深入到中国历史中去理解中国之为中国的缘由,既矫正“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过于突出民族国家地位的偏失,又反拨汉族中国历史中心论对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偏狭。他主张从三个向度即历史、文化与政治视角来凸显“中国”。据其论说可知,他的历史向度,即是通过历史变迁来呈现一个“移动的中国”;其文化向度,则是从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来展现其实际的共同体进程;其政治向度,乃是借助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王朝、政府与国家形式来认识中国。[8] 就此可以说,葛兆光的三个向度论述,就是从一般历史、文化史与政治史角度做出的论述。换言之,也就是围绕历史轴心展开的论述。这与梁启超、费孝通的论述进路,大同小异。来自其他学科讨论中国、中华民族的学者,大致遵循的都是该学科的历史进路,而非该学科的理论进路。

  

   二、历史的连续性与变动性

  

   广义的历史学进路,也就是从不同学科的历史视角切入的研究进路,可以说是论及中国、中华民族话题的基本进路。前述已知,“中华民族”概念是一个仅仅只有百余年历史的现代概念。这一概念,与百余年中国建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先行工程即国族塑造,具有内在关联。塑造国族,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事务。这不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现现存方案的事情。故而,建构“中华民族”这样的国族,需要坐实在现实中国之“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以此为出发点去聚集有利于造就国族的种种资源,并促成国族的成功建构与理论上的证成。可以说,在中华民族这一国族的建构中,正当性与证成性的论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因为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涉及太多明摆着的、或隐藏着的难题,不是一个可以充容切入的学术话题。因此,国族论证中的正当性资源聚集,即关涉为什么需要国家,换言之,需要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很难迅即适应既定国家建构需要的难题,因此便一直处于一个讳莫如深的状态。相应地,国族论证中的证成性问题,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大民族的源流叙事,因为不涉及国家性质的难题,倒反冲入相关论证的前沿,并成为言说中华民族之作为国族建构的一边倒趋同进路。

   对中华民族之作为国族建构的正当性与证成性论证进路的差异,在梁启超时代,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时代,一方面,正当性与证成性还不是一个被区隔开来的理论问题。因此,人们以历史源流的陈述来印证现实方案的选择,几乎是不受质疑的进路。另一方面,在国族与国家错位建构即政治民族建构与政体选择问题错落开来、有先有后的情况下,[9]国族建构成为走出清代帝国建制的首要事务。否则,就会面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理念,彻底瓦解清民之际中国的巨大危险。从历史溯源及流,证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便成为维护历史中若隐若现的国族的一个最佳进路。再一方面,从民族学与政治学的关联视角看,那个时代对民族、种族、国族与国家的关系不甚了了。因此,人们很难在知识上清楚区分这几个关键概念的异同。从中国历史进程中寻找不同种族、民族相关联系与从未隔绝的蛛丝马迹,便成为一个唤起不同种群认同感的便利进路。

   梁启超的进路在费孝通那里就走不太通了。原因在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时,国家之作为政治体处在一个大变局的前夜。因此,作为民族国家基本要素的领土、主权与人民,还需要在选择后才能确定。在既没有给定民族国家的三大形式要素,也没有坐定政体建制的情况下,梁启超探入中国历史进程中寻找并聚集国族建构资源的空间是蛮大的。但在费孝通时代,这些条件都刚性地给定了:中国之作为民族国家的三大形式要素不仅给定了,而且非常刚性,不容得学者讨论;中国的政体选择也落实已久,很难让人们保有驰骋想象的余地。对此,费孝通有一个高度的自觉。“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称为‘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做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分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10]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剖白,因为这段话设定了费孝通从历史进路切入中华民族论说的预设条件。

   这些条件是,其一,论说“中华民族”,是在国家疆域范围与所有民族单位的关联性上确立其论域的。换言之,现实的国家版图,是费孝通言说“中华民族”的给定条件。在这个给定条件下,所有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就成为回答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追根溯源。一个现实的设定条件,成为历史追原的出发点,而不是按照现代国家组织方式加以探究的开放性问题。其二,在给定的现实中国范围里,所有的人口、诸多的民族,都是已经安顿在既定位置上的个体与群体。这是一个高位与低位关系确定无疑的结构:“中华民族”是高位的概念,它是在国族与国家层次上得到规定的;50多个民族是低位概念,是在民族单元上得到确认的,因此它们不是与国族等价的概念。故而,“中华民族”是50多个民族的一体化存在,需要在给定的政治机制中确定下来;50多个民族是各别的群体,需要以“多元”来标签这一定位。但这样的高低位局面,是历史促成的,而不是现实给定的。其三,在确定以疆域与民族关系审视“中华民族”命题时,一者先期确立了规避政治争议的难题,二者同时确立了方便说法的进路。前者,为论述“中华民族”这个国族命题省掉了现实困扰;后者,为确证“中华民族”打开了历史追问的大门。因为只有历史描述与分析,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就此可以说,费孝通的这一剖白,实际上是为他在民族关系史的历史维度论说“中华民族”扫清了道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论述进路。

   沿循费孝通的论述,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言说进路的概貌。他从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期的多元起源出发,确认中国这片土地是早期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文化的多元交融与汇集。其基本局面是,多元交融中有竞争,竞争中有融合,融合中凸显了一体。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普遍交融与融合,催生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中心——汉族。汉族在秦的大一统时期出现,在汉代正式成型。南北两大经济带分别以农业与牧业为主,但在相争相融之中混杂而生。中经中古早期的民族大混杂与大融合,终于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民族混杂与融合的高峰。民族混杂与融合的总体态势,可以说是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而汉族同时充实了其他民族。而主体民族汉族的扩展态势,可以它的南向扩展呈现其大趋势。唯西部的民族情形较为特殊,但语言文化的混生状态证明了汉族与这些民族(羌人、藏族、彝族以及川云贵的民族集团)之间的嵌合关系。[11]简而言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目前中国疆域范围的诸民族既“历史地”相分、又“历史地”相合,由历史呈现了它们之间的一体性。中国的“过去”或“历史”,已经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由上可见,费孝通从中国历史视角对“中华民族”的证成,因为站在既成的历史基点上,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表现态势进行了复述,因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在其论说中,也有几个让人关注的特点:一是他将中华民族之作为国族的国家建构主体,确定为民族史论题,并在挤出它的政治史内涵后,使“中华民族”的形成定位为一个民族混杂与交融的社会化过程。但现代国族之为“国”族,需要在国家层面定位民族结构。这个定位,似乎隐而不彰。二是他在论述中华民族发育、发展、生成的古代过程史的时候,将古代国家史转变为古代民族关系史。但民族关系史有必要再次回转到国家建构史,才能够以双向的塑造,呈现出国族形成与国家建构的内在嵌合关系,并将之牵引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族与国家互塑论题上。单纯描述和分析古代民族关系史,似乎无法直接导向古代国家的一体化目标,当然就更难导出现代国族与国家的嵌合结构。三是他将现代的“中华民族”活性建构,转换为古代的“中华民族”既成状态,并以此提示人们,古代“中华民族”似乎就是当下的中华民族。这其实是两个世界的民族构造情形,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贯通的问题。四是他将古代民族关系史中有利于融合的一面有力地彰显出来,但将古代民族关系的紧张一面进行了降调处理。这样的处理,确实有利于在现代处境中聚集“中华民族”建构的传统资源。但同时也有将民族关系史简单化的嫌疑。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费孝通,以及其他借助历史进路证成“中华民族”的尝试,都需要首先在历史理论的视角确证这一进路排他的确当性。这里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历史学理论问题:一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生成的进步或循环史观,促使人们区分清楚建立在历史观察基础上的正当性与证成性论证是否能够成立。二是基于历史变动性生成的扩展或断裂史观,促使人们对历史主体(如汉族)的向心型扩展与政治实体的断裂性终止加以区分。取决于这两个界面四种历史观的差异,可知以历史进路或古为今用的方式尝试证成“中华民族”,是有相当难度的。

从第一方面来看,试图从连续性的历史观中凸显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之一以贯之、从未中断,需要确立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人们确信今日中国乃是亘古不变的上古中国的直接延续体。由此才可以期望,以历史中国(古代的中华民族)的刻画来正当化或证成化现实中国(当下的中华民族)。否则,诉诸历史(appealing to history),也就是诉诸历史上曾经如何如何,当下就必然如依样画葫芦般地如何如何的说辞,就很难保证这种论说的确当性。因为如此这般的诉诸历史,很可能扭曲历史。这样的思路,务必拒斥历史的线性发展,必须以历史循环为前提条件。这里的线性史观,不是指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生产方式从低到高的演变史观,而是指历史无法重复地向前延续的变动史观。一般而言,历史地看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过去、当下与未来总是处在连贯而下的状态中的。这是一种人类基本处境,而不是特殊的中国处境。但怎么定位过去与未来的连贯关系,会有极大的差异。“在人的意识当中,对过去的感受是同对未来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是如此;不过,东西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一项重大差异。中国人肯定是依托过去看待未来的。王朝陷落,是因为天命对恶政施加惩罚所致,一个王朝的陷落也就预示了另一个王朝的崛起。同样,一个王朝之崛起,也意味着天命的允准,这也就意味着权力、繁荣、公正和普遍福祉。但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同未来之间的联系极富动态特质,这是因为基督教世界既延伸至过去,也延伸至将来,在复杂精细的叙事中对特定事件作出精确预言。在西方,过去的运动形态是线性的;在东方则是循环的,尽管也有‘进步’的意思。”[12]这里呈现的是两种历史观,一种是中国习惯于征用历史资源并用以证成某种理念的循环史观,一种是西方人习惯于线性的看待历史变迁的演进史观。比较而言,在线性变动的历史观中,人们无法诉诸历史来确证现实;在循环历史观中,人们才习惯于诉诸历史以确证现实。因为在前者那里,历史已经出现巨大的变动,完全无法为历史变动结果而凸现出来的现实提供正当性与证成性资源。在后者那里,由于历史是不断循环的,因此后起的历史事件,总是可以到先发的历史事件那里去寻找或发现历史后起事件的理解源泉。这正是人们尝试证成绝对属于现代命题的“中华民族”时,总是诉诸先秦时代汉民族兴起及其前后民族交融关系的缘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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