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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1-01-24 21:47:06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创办了民间集刊《学人》,这点很多人知道。《学人》总共存活十年(1991—2000),发行了十五辑,当初影响很大,其在学术史上的业绩,日后会被提及的。至于背后的故事,以及碰到的艰难险阻,日后有机会再细说。我更想谈的,是联合同人创办《文学史》的努力与情怀。

 

在一篇撰于1993年的文章中,我谈及按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当年北大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通常是北大教师的八到十倍。当初的说法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此紧要关头,必须有人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不仅自己做学问,还“位卑未敢忘忧国”,希望能以民间的立场及能力,为中华民族保留若干读书种子。

 

为了说明我的“忆苦思甜”没有夸张失实,我想引1985年出任北大教务长、1990—1999年任北大副校长的王义遒先生的若干回忆。在《行行重行行——王义遒口述史》第七章中,王先生提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大,物质上非常匮乏。一个‘穷’字可以概括当年的北大”:1991年全校教职工7930人,“平均基础工资为128.39元,加上职务、工龄津贴和浮动部分(随物价变化而异)后,实得平均为132.91元”。说到当年教授之困窘,下面这个小故事更为直观——在新聘院士座谈会上,张滂院士提出,希望家中六口每人每天能吃得上一根香蕉。王副校长于是感叹:“一位学部委员,连这点最普通的享受都不能保证,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一流科学家,怎么来建一流大学?”当时大家都知道,这应该是暂时现象,总有一天国家会重新重视教育及科技,教授专家们的待遇会得到明显提升。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能有根本性的好转,谁也说不准。记得王瑶先生有句俏皮话:“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黄河九十九道弯,你身处历史的哪一个阶段,决定了你的命运。最不幸的是,太阳终于出来了,可你必须睡觉去了。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惑,也都有自己特殊的使命,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解决之道。在《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的序言中,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在一个社会/学术急遽转型的时代,作为敏感但脆弱的读书人,没有迷失大方向,及时调整好心态,在有限的空间里多少有所作为,这点我很欣慰。”若举例子,最合适的,莫过于不太为人知晓的《文学史》集刊。为了延续乃至促进学术探索,在那种艰难环境下,1992年,我与北京的钱理群、葛兆光,以及香港的陈国球、陈清侨、王宏志合作,模仿30年代胡适等学人的“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合资刊行《文学史》集刊。《〈文学史〉第一辑编后记》称:“我们的杯子很小,我们的胃口也不大,只不过想联络若干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还愿意读书做学问的同道,相濡以沫,并用适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存在。”虽然总共才刊行三辑,而且第二辑由北大出版社负责,第三辑得到香港中文大学赞助,我们实际上只承担了第一辑的出版费用,但我相信那种悲壮的身影,值得后人追怀。

 

我的学术史三部曲,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才调整成探讨现代中国学术的精神、制度及文体。这种调整,既是学以救弊,也是不断与时代对话的结果。为何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突破口,背后的关怀何在大家很容易想到我的《学术史研究随想》:“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九十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方面,学术史可以提供某种入门的帮助。”

 

当年提倡学术史研究,确实有技术性考量,但也牵涉精神层面,除了《随想》中表彰王国维、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请参阅笔者发表在1993年第5期《读书》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篇写于1991年、拖了一年多才刊出的随笔,当年影响颇大,评价分歧,日后收入各种教材及选集。另外一篇是1993年10月刊登在《东方》创刊号上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最关键的是以下三句话:“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只有明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及学界的状态,才能体会其中的憋屈与悲壮。此文乃作者提交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的论文,那是我第一次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认识了不少好学者,但婉谢了出国留学或长期进修的建议,因我坚信留在国内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三句大白话,不说首尾,就说中间的“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因这句话最为根本,也是我自以为坚持实践且略有贡献的。这里所说的张扬私学,包括创办民间学刊及组织学术丛书等。其中,从《学人》之追求学术独立(1991—2000),到《文学史》之强调民间立场(1993—1996),再到《现代中国》之主张社会关怀(2001—2014),伴随着时势迁移,逐步走过来,线索很清晰,这里就不说了。我想略为介绍我主编的跟学术史研究相关的三套丛书。

 

1995年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学术史丛书”,包括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著作近三十种,在中外学界反响很好。只是近年大学资助出版成为主流,出版社闭着眼睛也能存活,我不想让北大社为难,故这套丛书目前不死不活,处于停滞状态。

 

2002年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希望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便是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的立意、宗旨与编辑思路,还是站得住脚的;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者阵容强大。以2002—2008年间先后刊行的15种为例:罗宗强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张宏生等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吴承学等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周勋初编《李白研究》、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褚斌杰编《屈原研究》、吴国钦编《元杂剧研究》、葛剑雄等编《历史地理研究》、王小盾等编《词曲研究》、徐朔方等编《南戏与传奇研究》、瞿林东编《中国史学史研究》、刘泽华等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乐黛云编《比较文学研究》、汤一介等编《魏晋玄学研究》。我相信,今天即便是“国家级”的科研中心,要动员这么多著名学者来做这件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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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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