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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唯物史观与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思考

更新时间:2021-01-24 11:21:34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一、评价民国人物的几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唯物史观不是一般的历史观,而是看待历史的总的观点,是分析历史的总的方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找出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要找出历史的前进的方向,要看到历史的本质,不要被历史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怎样用唯物史观指导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我没有深入研究,谈一点个人想法,请学者批评驳正。

   民国时期很短暂,从1912年到1949年,只有38年,如果从历史上的朝代角度看,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朝代”。1949年至今,中国现代的历史已经走过了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70年。我们今天有信心说,民国历史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分析和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这是一个角度。

   我们不能因为民国历史短暂而轻视它。我们也不能用旧朝代的观点看民国历史。民国是推翻清朝皇帝制度后建立的,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试图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不很成功,孙中山后来也对它很不满,但民国在本质上与封建帝制的旧朝代是有区别的。民国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没有民国,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直接从清朝产生。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制国家不能直接接续封建时代,只能直接接续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国时代。

   这个认识,我以为是在讨论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时,必须明确的历史前提。

   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进程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我认为这是观察110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不断“沉沦”的时期。从《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和中国国民党“一大”,近代历史明显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趋势最明显的标志,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二大”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目标;二是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明显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但是“上升”的道路不是顺情直遂的,“上升”中也有曲折,有时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的。在我看来,十年内战时期是“上升”与“沉沦”的交织,“沉沦”因素略占优势;八年抗战时期主要是“上升”因素起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上升”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三个时期有一个核心问题:反帝。坚持反帝,代表着“上升”;放弃反帝,代表着“沉沦”。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放弃了反帝,它代表的是“沉沦”的力量;中共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旧坚持反帝反封建,它代表的是“上升”的力量。抗战时期,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虽有动摇,仍坚持了反帝(抗日),这代表着“上升”;中共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抗战,中共主导了抗战时期的“上升”趋势。所以说,抗战时期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坚持反对和平、发动内战,要消灭中共主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中共坚持和平,反对内战,赢得了全国民心,也赢得了内战,赢得了全国的和平。显然,这个时期代表“上升”趋势的只有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要强调一句,“上升”时期虽有曲折,但“上升”的历史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民国时期恰恰处在“谷底”后期,以及从走出“谷底”转到“上升”的时期。在思考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应该参考这个基本规律。民国时期虽然短暂,道路曲折,活动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存在着各种面相。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分析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也要放在这个框架下来认识。当然可以主张现代化视角,用这个视角看历史人物,也与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相契合。但是,只强调国家要富强,忽视民族要独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分割开来是不可取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史实。评价民国历史人物只强调国家富强的一面,忽视民族独立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以上所述,反映了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观点或者标准。其一,是历史前进的观点和历史发展的观点。顺应历史前进的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一般来说,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肯定的。由于民国时期是历史的过渡时期,本身存在着曲折性、反复性,有的曾经起过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人,在某个时期又起过相反的作用。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就要分析,这个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大呢,还是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如果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肯定他;如果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作出否定的评价。

   其二,历史联系的观点,即把握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全部总和的认识中联系具体的事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任何一个个别事实都可以建立某种观点,如果这个个别事实不与历史的全部总和相联系,那样的个别事实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拒绝“碎片化”,也就是历史细节,只要这种“碎片化”或者历史细节是与全部事实的总和相联系的,就是好的,否则,这种碎片化的东西真好像断了绳索的一串铜钱一样,洒在地下,让人看不出所以然来;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渺然飘去,无所踪迹。这就是说,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拿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连接起来。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肯定,不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否定。总之,要做出具体分析。

   其三,阶级的观点,阶级的分析方法。这在讨论民国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不可忘记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或者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无可否认的。凡是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的历史人物,就是革命的,或者就是支持革命、同情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的正义一边;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边的,就是反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就是站在历史的非正义一边,是开历史倒车的。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还要指出,要分别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一般是要肯定的;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更是要肯定的。我们注意到,有的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接着继续革命,又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有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有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持反对立场,这就需要做出分析。

   我们看民国人物,不能只看国民党方面的人物,还要看共产党方面的人物,还要注意第三方面的人物。第三方面的人,有的依靠国民党而走向失败,有些跟着共产党走向胜利。民国方面的人物,除了政治、军事方面,还有经济、科技,还有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人物,我们都要依他们各自的表演,看他们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逆历史前进方向,判定他们是历史前进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我个人以为,评价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只要掌握了上面几个基本点,就是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几个民国人物的评价

   结合几个民国历史人物的评价,谈一点看法。

   孙中山,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起到了推动作用。孙中山一生虽然不无缺点,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他基本上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大体上分为筹划辛亥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和提倡国共合作的新三民主义,他的思想是在前进的。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批评,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漏洞还是不少的。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

   袁世凯,在推动清末新政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客观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好处,但清末新政的主观目的是挽救封建朝廷的统治。袁世凯在判定革命势力难以阻挡时,在促成宣统皇帝退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违背自己赞成共和的誓言,镇压革命派,妄自称帝,是严重的历史倒退行为。辛亥革命打开的历史进步的闸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打乱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是革命党人事后的反思。辛亥革命本来可以作为近代中国“上升”的标志,被袁世凯的称帝抹黑了,导致了民国初期的混乱局面。如果没有称帝行为,袁世凯大体上还可以作为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来评价。因为有了称帝,袁世凯只能是一个拉历史倒退的人物,是一个被历史否定的人物。

   溥仪,清政府被推翻时,只有6岁,很难要求他个人对历史负责任。但是,他作为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1932年他在日本胁迫下建立“满洲国”,成为“康德皇帝”,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考虑到他在新中国被改造成为新人,政治态度有根本转变。盖棺定论,可以给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评价,但那时他已经不是民国人物了。

   黎元洪。我觉得从辛亥以来百年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黎元洪有必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黎元洪在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以后乃至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期间,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有大功无大过。第二句话,在此期间,无论是对湖北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的认识,都有过错误,但是对于坚持和维护共和而言,都是小过。第三句话,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家,他未能做好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历练,在治国理政上,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能成为一个治理转型期大国的有作为的政治领袖。

   对黎元洪来说,他拥护共和、坚持共和、维护共和,最重要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黎元洪无法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可以坚持自己民国副总统的立场。这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是坚持民国副总统,还是接受洪宪帝制的“武义亲王”,这是一个历史大关节,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涉及推动历史向前进,还是拉历史倒车的大问题。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是坚持历史前进的方向呢,还是向后看,走历史的回头路。在这里,黎元洪和袁世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是新时代的代表,另一个则是旧时代的代表。新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肯定,旧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唾弃!

   蒋介石,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民国历史上起过十分复杂的历史作用。他1924年受孙中山之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25年起,投入东征、北伐,著有战绩,成为晋升之阶。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22年,是民国时期在国家负责岗位上时间最久的领导人。1949年后,长期主持中国台湾政务,直到1975年去世。作为民国历史人物,在蒋介石生前或者身后,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各异,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亦有之。在今天,不仅在中国大陆,就是在中国台湾,也是众说纷纭。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初国共对立政治的逐渐淡化、冷却,随着各种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上的研究,逐渐走向客观。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对蒋介石的评价,我考虑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高举反帝除军阀的旗帜,以北伐扫除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谋求中国的统一,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任何党派和个人适应了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这个时期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是有贡献的。1924—1925年,他支持过共产党。孙中山在世时,他发表过很多左倾的言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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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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