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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卢梭与中国哲学

更新时间:2021-01-23 15:46:12
作者: 许苏民  
他所列举的中国读书人的缺点,诸如性格懦弱,在强权面前“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心眼很多,但没有什么天才”,“把做人的义务挂在口头上,装出一副很有道德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表里不一”、“圆滑奸诈”等等,不正是活生生地画出了一般儒生们的真实面目吗?16-17世纪的中国早期启蒙学者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人不也是这样揭露和批评的吗?

  

   不可否认,卢梭的文明否定论和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有来自西方哲学的渊源。他把贺拉斯的诗句“我们被善良的外表所欺骗”作为《论科学与艺术》一文的卷首语,又引证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话说“自从学者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以后,好人就不见了”,就是明显的证据。但朱谦之却证明,卢梭的这一思想也有来自中国哲学的渊源。在中国,老子是最早提出文明否定论、并主张返璞归真的。狄德罗从日本人的著作中知道中国有老子,把老子写成Rossi,卢梭最早表述其文明否定论和返璞归真的思想时,与狄德罗往来最为密切,很可能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据英国学者彼德·弗朗斯所作的《狄德罗生平和著作年表》1749年条:“9月底以后,卢梭每周两三次去樊尚城堡探监,与狄德罗讨论第戎学院关于道德问题的有奖励征文竞赛。”又据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利的《狄德罗传》,狄德罗在与卢梭讨论第戎学院征文时,向卢梭奉献了自己的见闻,包括他读过的“许多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这些记载证明了朱谦之的推测。

  

   在卢梭的后期著作《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1年)中,返璞归真的思想亦有系统的表述。《爱弥儿》描写一个不为文明社会所玷污、完全出于自然之手的理想人格,《新爱洛绮丝》则给这种理想以艺术形象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爱洛绮丝》中,恋人们表达柔情蜜意的场所,是艺术地再现自然的中国式的“爱丽舍花园”,以中国的园林艺术为背景来表达返璞归真的思想,更说明他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并不只是源自古罗马的塞涅卡了。

  

   三、“努斯”与“逻各斯”孰高?

   ——卢梭的自然神论、“公共意志”论与中国哲学

  

   “努斯”(Nous,心灵,精神)与“逻各斯”(Logos,理性,逻辑)孰高?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古老问题。“逻各斯”强调理性、逻辑、必然性,“努斯”则强调爱欲、情感、生命冲动的本原性。注重“逻各斯”的人生是高度理性化的,犹如德谟克利特哲学中在必然性支配下作直线运动的原子;而注重“努斯”的人生则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与审美化,近乎伊壁鸠鲁哲学中作自我偏斜运动的原子。二者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关系虽比以上简要说明远为复杂,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中,卢梭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努斯”。他的思想和人生,除了那偷吃禁果的理由和勇气,以及与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讲精神恋爱是典型法国式的以外,他的自然神论的信仰,他的“公共意志”论的政治哲学,都带有中国哲学的色彩。

  

   如果说伏尔泰是一位理性的自然神论者的话,卢梭则是一位诉诸情感的自然神论者。罗素认为,卢梭首创了一种为宗教信仰辩护的方式,即把自己的信仰基础放在人性的某一方面——敬畏情绪或神秘情绪、是非心、渴念之情等等上面,而不是像柏拉图以来的那些哲学家,倘若他信仰神,就必须提出支持其信仰的理智论据。这一由情感导致信仰的特点在卢梭给一位贵妇人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他写道:“啊,夫人!有时我独处书斋,双手紧扣住眼睛,或是在夜色昏暗当中,我认为并没有神。但是望一望那边:太阳在升起,冲开笼罩大地的薄雾,显露出大自然的绚丽惊人的景色,这一霎时也从我的灵魂中驱散全部疑云。我重新找到我的信念、我的神、和我对他的信仰。我赞美他、崇拜他,我在他面前匍匐低头。”卢梭一生热爱自然,这种感情在他最后的著作《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中表达得最为鲜明,如罗曼·罗兰所评说的:“这部最后的《遐想》很像一只老而忧郁的夜莺在森林的寂静中唱出的美丽的歌曲。他在想着一生中不多的幸福岁月:这就是他被自然吞没进去,与宇宙溶为一体的那些日子。他比任何西方人更理解东方观念中的完全忘我的境界,‘那种剥光了任何其它感情的感情’,是集中在上帝的深渊里,‘他自己也被缠绕在其中’。”

  

   卢梭的“公共意志”论的政治哲学与孟子思想的关系更值得探究,似乎可以作以下由浅入深的学理分析。

  

   一是卢梭主张的“公意”支配政治运作与孟子所谓“国人皆曰”之说确有相通之处。休斯指出:“还有一种同样奇妙但更易把握的思路:就是比较卢梭为西方政治经济问题提出的对策与魁奈博士和他的重农主义者——亚当·斯密口中的‘经济学家们’——的方案。表面上看,这些人因为计划将路易十五改造成儒家理想中的‘贤君’而确实成了中国文化的信徒。他们自以为在设计那条通向大众自由之路时严格地切合了实际,其实倒是卢梭这个确信没有任何国王能承载公共意志的梦想者找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拱心石:即心中怀有善念萌芽的普通人是社会秩序的最终仲裁者,决定它到底是好是坏。”卢梭强调“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这与孟子主张用人行政、生杀予夺皆须以“国人皆曰”为前提的思想明显具有一致性:“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二是作为“公意”之理论预设的“自然状态”学说与孟子性善论的联系。休斯赞成G.H.D.Cole在《社会契约论和其他论著》(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人性本善的基本教条虽然在《社会契约论》中无迹可寻;但它却隐藏在卢梭政治哲学的整体背后,而且确实贯穿了他的总构想”。又说:“普通人怀揣私心,却也有善念的萌芽和实现公共意志的能力;这些是卢梭政治哲学的基本信念。尽管卢梭把这些原则带向儒家无法想象的自由至上主义结论,但两者的基本信条却是相符的。”这一论说基本合乎实际。卢梭从“自然状态”中发现了人性的真善美和原始的自由、平等、博爱,由此而致力于探讨如何把自然人性之善的本能转化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正义问题;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善端”,由此而引申出体现氏族原始民主遗风的“国人皆曰”之说;虽然论述的路径和结论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具有通过确认人性向善而为政治哲学奠定理论基础的意义。

  

   三是卢梭神化了的“努斯”与儒家的圣人崇拜的关系。卢梭也讲“理性”,他借助于理性作出了“公意”与“众意”的区分,“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众意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常常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东西的盲目的群众,——因为什么东西对于自己好,他们知道得太少了,——又怎能亲自去执行像立法体系这样既重大而又困难的事业呢”?同样是借助于理性,他强调:“为了发现能适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但由此一转,他立即陷入了非理性:“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代神明立言,唯有立法者的伟大的灵魂,才是足以证明自己使命的真正奇迹。”这个“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替代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儒家的“圣人神道设教”,而且仿佛听到了儒者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原为亲民,宋儒改为新民——引注),在止于至善”的布道声,更发现了宋明道学家“自信能改变人类天性”的非理性的僭妄。支配着卢梭心灵的,不仅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努斯”,更是一个被自然神论化了的“努斯”。

  

   卢梭的“公共意志论”固然有其学理上的失误之处,但20世纪的“启蒙反思”往往把卢梭哲学看作是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的思想根源,却也值得斟酌商榷。雅各宾派的作为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大革命时期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而不是卢梭思想所能支配。在这里,休斯的论述或许具有参考价值。他说:“卢梭为论证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法国革命的热烈信条而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并因此成为法国革命的圣人。可是倘若卢梭亲历这场革命,他必然会强烈反对(雅各宾派的行为),而一如华兹华斯所为。革命的血洗或许能用大写的理性(Reason)辩护,但这绝非自然(Nature)之道,至少绝不会出于他们二人爱慕的那个温存的自然母亲。”

  

   当然,也还有一种启蒙反思,如斯宾格勒对近代以来“下层民众兴起”的原因探析。他认为卢梭的政治论、亚当·斯密的经济论皆是作为城市智力之产物的18世纪理智主义的结晶;城市智力乃是宇宙间“最顽蠢”之物,毫不理会生命的意义为何,一班“脱根”(uprooted)的人离开农田而入城市,早已失去固有的“活泼”本能,只知运用“冷静的头脑”而空谈抽象的理想,这些理想与天地间的真“生命”(life)、大“气运”(destiny)毫不相关;“平等”的提倡,民治主义之发展,终必至于纲纪荡然无存,社会全体崩溃。这一批评显然是不着边际的,卢梭是一个极其重视生命之“根”、重视生命本能的“活泼”、重视生命意义的人,怎么能说他“脱根”、“顽蠢”呢?卢梭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在“努斯”与“逻各斯”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正如宋明理学家没有在“人欲”与“天理”之间保持张力一样。

  

   是“努斯”高于“逻各斯”,还是“逻各斯”高于“努斯”?或许,这正是卢梭与信奉理性至上的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最深刻、最根本的分歧,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的深层原因。卢梭一生坚持自然高于理性(或“努斯”高于“逻各斯”),崇尚审美的天人合一境界,也许,正是在这一方面,他受中国哲学的道家学派影响最深,而他对儒家性善论、良知说等等的吸取,则是从属于自然高于理性这一最高信条的。像他这样以道家思想来融摄儒家学说,在百科全书派中并不多见。就连他的“神道设教”、“代神明立言”、“自信有把握改变人性”,也很像儒家。如此来看,以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中受中国哲学影响最深的人来评价他,似乎可以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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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乾元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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