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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金嬴 何晓松 常思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更新时间:2021-01-23 00:20:28
作者: 杨伯江   金嬴   何晓松   常思纯  
”(21)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崛起国越强大,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就越大”;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并不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减少,相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会日益增加,特别是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22)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随着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维护国家利益的资源和手段将会越来越多,维护国家利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主动。”(23)

   二、继承发展——习近平对日外交理念与实践

   中国历代领导人就国际战略提出过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此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理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不仅是立场和信念的昭示,而且是带有具体实现路径和手段的一种实践”(24),这在中国对日外交中得以充分展现。

   (一)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

   中国历代领导人一贯重视发展对日关系。197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保利茂一行时指出,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是周总理领导实行的,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1982年他再次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25)

   面对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光华寮”、历史教科书、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对日方针,坚持发展对日关系。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指出,总的前提是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99%以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世代代发展下去。(26)针对日本保守右倾势力给两国关系设置的障碍,邓小平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从两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邓小平对日本右翼势力及其言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27)

   中日关系近年来处于复杂调整的过渡时期,习近平自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先后共30次就中日关系作出重要公开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充分显示出习近平对发展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更“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是习近平同志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28)。

   2008年,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时表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9年,习近平在访日前夕和访日过程中多次指出,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将中日关系放在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2010年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中日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证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2011年习近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与日方一道,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2012年,习近平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团时指出,40年的发展历程给我们重要启示:一是要加强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二是要与时俱进,加强互利合作;三是要扩大人文交流,实现世代友好;四是要着眼共同利益,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挑战。(29)

   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习近平思考中日关系的重要视角。2007年11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自民党政调会长谷垣祯一、公明党政调会长齐藤铁夫率领的日本执政党代表团时指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12月,习近平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给双方带来重要利益,也促进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10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表示在当前国际地区格局出现重要变革调整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2011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日本外相松本刚明时表示,中日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前景广阔。中日间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民间友好根基深厚。目前两国已互为主要经贸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合作空间不断扩大。两国在维护和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肩负重要责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30)

   2012年9月日本非法“购岛”,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同年底安倍晋三再度上台执政,其右翼保守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加速推动“正常国家”化、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意愿,在战后历任首相中最为强烈和突出。安倍在对外争端中表现出示硬逞强的鹰派姿态,并在2013年底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悍然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降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点。面对严峻复杂局面,中方坚持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出发,维护中日关系大局。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维护中日关系大局,需要妥善处理好合作与斗争两方面,做到两手都要硬。2014年11月,习近平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指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2015年4月,习近平在雅加达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两国领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习近平同时指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31)

   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中方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32)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会见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可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提高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弘扬民间友好传统,推进地方交流;双方应该按照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共同推进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33)

   (二)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

   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中日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渴望中日友好,即使在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也有主张中日友好的力量,要充分借助日本人民的力量改善中日关系。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南时指出,我们“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三木、高碕、河野、石桥,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34)。

   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右倾保守势力试图借口“中国威胁论”整军经武,企图将两国领土、历史争端扩大转化为中日两个民族、两个社会的全面对立。面对严峻复杂局面,习近平亲力亲为,致力于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流。2015年5月,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国会议员、地方议员、经济团体代表3000人访华,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帮助百万日侨重返家园,把数千名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35)

   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把那场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日本人民。2014年12月,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36)

   (三)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

   在中日领导人会晤场合,习近平一贯强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指导中日关系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反复证明,只有维护好这一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才能健康顺畅发展。2013年1月,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时强调,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新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安倍晋三简短交谈,指出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37)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会见安倍晋三时郑重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年4月,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安倍时提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习近平强调,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中方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38)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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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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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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