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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东北亚地区如何实现与历史的“共生”

——从“大历史”维度思考中日韩和解合作之道

更新时间:2021-01-23 00:16:18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同时,美国又要扮演地区“终极平衡者”的角色,对中日关系采取“区间震荡战略”——一方面不乐见中日真正和解,使美国失去在东亚战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中日矛盾失控,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3]。小泉政权后期,美国对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明显的不悦,就是出于后一种考虑。当下,美国明显在把钓鱼岛争端作为影响中日关系、平衡地区力量的战略抓手。美国利用日本对它的战略依赖、也利用中国对美日同盟的顾忌,通过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强化解释强化自身的存在感与发言权,而最终结果,是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长期化。

   (二)路径之二:塑造观念与行为方式

   不同的历史体验塑造不同的观念。基于冷战时期长年“合伙”的历史体验,美国完成了对日本的认知重构过程——从昔日的死敌到密切的盟友。尽管美国也对日本保守派、右派政治家的历史观、政治信念心存疑虑,但这种疑虑并不像第三方国家印象中的那么强烈。相反,战后长期相互隔绝的局面,连同历史上缺乏平等、对等交往的经验一起,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准确认知变得困难。从日韩关系看,两国战后从满目疮痍和被占领先后走向了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两国自身的发展成就以及冷战政治的日益复杂化(包括中苏交恶、美苏关系缓和、美中建交以及‘尼克松主义’)都促使这两个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扮演更加强势的角色”。[4]

   就日本而言,它关于侵略战争历史的认知与东亚邻国广泛存在分歧,明显地反映出彼此自近代史以来在国家命运、战略选择上的不同。仅就战后而言,日本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④,养成了“透过美国的眼睛看世界”的思维惯性。当前自民党安倍内阁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表现,尤其集中反映了右翼保守势力偏颇的“战后国际秩序观”。

   一是无视该秩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逻辑起点。诞生于二战尾声的《联合国宪章》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体现了盟国清算、惩戒及限制轴心国,防止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复活的正义意志,并以此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日本战后将“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译为“国际连合”,刻意淡化昔日的轴心国形象、消弭与盟国曾经的敌对关系,竟至陷入了欺人亦自欺的幻境。

   二是将美国视为联合国,将日美关系上升为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日本以《旧金山和约》、《冲绳返还协定》为据,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然而,奠定战后国际秩序法律基础的,是规定日本归还中国领土、限定日本版图范围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日本自己对此也是接受的。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从而也就承担起了履行《开罗宣言》的义务。日本1956年加入联合国、1972年与中国邦交正常化,都是在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实现的。

   三是忽略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道德层面。国际秩序不仅包含权力分配、制度设计等硬件部分,行为规范、道德诉求也是其重要构件。战后日本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冷战时期美国的保护下,实现了“经济神话”,而对国际秩序中那些它认为于己不利的方面,却日益明显地采取修正主义立场。2013年4月安倍首相提出“侵略定义未定论”,不仅跌破了道德底线,也直接构成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

   (三)路径之三:成为现实矛盾的附着物

   东北亚地区处于矛盾多发期,尤其是日本与邻国、包括韩国的海上争端格外引人注目。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现实战略背景。首先,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受到抑制,一切以集团利益为重。冷战结束后,这些矛盾失去了外在约束,得以尽情释放⑤。其次,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各方战略心态的重大变化。日本在经历“失去的20年”后,直面中国的超越与韩国的追赶,战略焦虑感日益明显,对外姿态出现重大变化。不仅是右倾阵营,即便“中道”势力阵营,也主张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化”。而在以何种方式实现正常化目标这一点上,近年来也有重要突破,从迈克尔·J·格林所谓“不情愿的现实主义”[5]转向“积极和平主义”,对在海外行使武力不再绝对回避。

   当现实利益冲突之际,历史的记忆就会被重新唤醒,历史问题被重新点燃,反过来又对现实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确,“历史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之中。一旦现实出现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历史就回来了。历史一回来,政治人物的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6]这已经成为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形势中的常见现象。

   中日之间“战略的碰撞”尤其明显,两国在国家目标、地缘政治、地区主导权等方面存在分歧和冲突,2009年以后日本民主党在3年3个月的执政期内两次对外关系危机都发生在与中国之间,有其必然性[7]。而安倍首相关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包括“侵略定义未定论”、参拜靖国神社、支持修订历史教科书以及否认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无疑对中日现实矛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钓鱼岛问题尤其如此。该问题涉及国际法问题,涉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信誉、战略互信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但从中国角度看,它首先涉及历史问题。钓鱼岛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于1895年1月被日方窃取的。它不属于马关条约的一部分,而明显属于开罗宣言所规定的“日本所窃取自中国之领土”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擅自扩大了对琉球的托管范围,1972年又在处理琉球问题时将钓鱼岛的“施政权”擅自“交还”日本,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

   三、历史延伸中的地区现实

   冷战结束使世界得以从两极对抗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对抗与“恐怖和平”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如同地壳运动中的火山喷发。在东北亚地区,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问题此起彼伏。关于历史,在东北亚国家、社会之间“至今仍然没能为感情记忆的现实功能找到清楚的定位”,“还没有对感情记忆进行有效的清理和转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问题的合理、理性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一是海上领土争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冲突点很多,复杂尖锐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是其中之一。从产生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入手,是厘清问题起源、把握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势的必要环节。

   日俄争议领土,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该问题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至1875年,日俄签订《桦太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将日占库页岛南部与俄占千岛群岛北部相互交换。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回了换给俄罗斯的库页岛南部。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规定,“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些岛屿须交还苏联。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不仅收复库页岛南部,还夺取千岛群岛全部,包括南千岛群岛的国后、择捉、色丹和齿舞四岛。领土问题自此成为日俄(苏)两国长期争执的一大悬案。

   日韩争议领土,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为竹岛。日本主张,17世纪初,日本渔民曾因遭遇暴风雨而漂泊至郁陵岛,当时该岛为无人岛。1905年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过去所称的“松岛”改称为“竹岛”,隶属岛根县。韩国主张,朝鲜王朝成宗皇帝时(1471~1481年),独岛(时称于山岛)即属郁陵岛群管辖。1667年日本在《隐州视听合纪》中承认独岛是韩国的领土,1896年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朝鲜国交始末内深书》也标明独岛是朝鲜领土。二战后,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盟军司令部发表有关从政治和行政上分离日本若干周边区域的决定书(通称SCAPIN第677号),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把“独岛”移送驻韩美军管辖。

   中日争议领土,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中国早在明朝时期即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趁清朝战败之际,于1895年1月窃取钓鱼岛。1943年12月《开罗宣言》指出,(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72年,美国向日本“交还”琉球群岛的施政权,把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归还区域。中国政府对美日的这一私相授受行为表示了强烈抗议。

   二是民族主义对立。东北亚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各国在历经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先遭外部势力侵扰,再受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洗礼,综合实力在地区格局中时有波动,民族自信起伏不定,民族情感内涵丰富。从某种角度讲,东北亚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各自都有民族主义上扬的“理由”。

   在华夷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曾经充满自信,直至近代遭遇百年屈辱,自傲的情感为忧患所取代。冷战结束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主要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国民对近代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以及网络的出现”。换言之,“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国国民的主要意识形态。”[8]

   反观日本,二战战败对近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国家主义——这一极端民族主义构成致命打击,其民族优越感甚至转变为一种民族耻辱感,使日本社会开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然而,自1992年进入“失去”轨道后,经济发展逐渐丧失为社会提供缓冲空间的功能,对外政策日益被国内政治绑架。在此背景下,“近期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大多不是来自经济成长的需要,而是民族情感的宣泄。”[8]

   在朝鲜半岛,同一个民族被塑造出两种民族主义,而它们同样源于一个被割裂的命运。韩国战后曾创造出长达30年的“汉江奇迹”,然而冷战后全球化浪潮,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造成了巨大创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经济的过度管理干预,伤害了韩国社会自尊,激发了民族主义。面对朝鲜半岛民族分裂的现状、中美日俄“大国环伺”的国际环境以及起伏不定的南北关系,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韩国,民族自信依然不足。

   事实上,东北亚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民族情感因素,而民族情感又成为政府决策与行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东北亚缺乏安全机制与集体认同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更趋向通过民族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国家也会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争取到政治支持和社会稳定”。因而,东北亚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经由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提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潜在演变为国家政权更迭导火索或者国家之间摩擦与矛盾诱因的可能。[8]

   三是安全机制缺失。总体看,与亚洲其他部分譬如东南亚相比,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战略竞争也更为激烈。在东南亚,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等地区外大国,都支持在东盟框架内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东盟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地区组织,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与大国打交道的经验。东北亚的情况则不然,在本地区,地区格局尚未形成主导力量,战略多头博弈明显加剧,合作与对抗的趋势都在发展。尤其特殊的是,东北亚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彻底摆脱冷战的影子,冷战结构仍然残留,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在地区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离开中俄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美日韩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难成事,但美国依靠日本、韩国来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趋向日益明显。

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首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定位为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国”,称中国、印度的兴起“将重塑国际体系”,强调“美国在继续担当主角的同时,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及友邦国家的合作,以构建与维持和平安全。”为此,美国“将鼓励盟国和友邦国家提高自己在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在地区常规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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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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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 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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