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期刊虽然在数量和效益方面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 但作为产业仍然还比较小, 主要表现在期刊人均市场占有率没有增加, 期刊尚未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经营模式仍然以传统发行收入为主, 真正进入市场、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期刊很少, 党政部门办的指导类期刊和教育学术类期刊举步维艰。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可归纳为:发行量小, 经费短缺, 学术期刊的行政化、“趋同化”现象, 学术腐败。社科类学术期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重新定位、区别对待, 使纯学术刊物成为学术交流、科研成果发布的平台和媒介;发行量大的品牌期刊则可以转为文化企业, 完全采取公司制运作模式。学术期刊未来的类型选择, 最大的可能性是经营性的非赢利组织, 其过渡时期的发展模式应明确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关键词： 学术期刊; 运作模式; 趋同化; 转制; 

　　 一、 中国期刊业的现状

　　 1815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连共同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在马六甲创刊, 这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第一个中文期刊, 为近代中文报刊之发轫。经过漫长的190年, 中国期刊虽然在数量和效益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 但作为产业仍然还比较小, 甚至比不上小国荷兰的期刊业。

　　 (一) 从发行量看:

　　 截至到2004年底, 中国大陆 (不含港澳台地区, 下同) 正式公开出版的期刊总数为 9 000 余种, 总印数为28亿余册。目前, 日本居民平均每年每人拥有30册、美国25册、巴西8册, 中国居民平均每年每人拥有2.32册期刊, 而中国18年前就是人均2册的占有量, 这说明近年来期刊种类增多了而市场占有率却没有增加。

　　 (二) 从读者量看:

　　 根据调查显示, “目前中国各类期刊所拥有的日均读者总数为2.31亿, 占居民总数的19.25%。读者每日阅读杂志的平均时长为46分钟, 而他们阅读杂志的第一‘黄金时间’是下午时段。调查显示, 期刊尚未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目前期刊的‘标准读者’大致为:女性, 平均年龄三十四五岁, 拥有大学专科的教育背景, 其收入水平较一般居民为高。”1 2003年《新华文摘》筹备改半月刊时, 曾请“零点调查公司”做了一次详细的调研, 报告表明这本刊物的“标准读者”大致为:高端读者、社会精英阶层, 细分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 再分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人为主要读者。可见, 每份刊物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

　　 (三) 从广告收入看:

　　 2003年期刊广告收入为23.38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 2.26%;2004年期刊广告收入为55.08亿元人民币, 比上一年增长57.5%。数据分析表明, 中国期刊广告经营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业集中。机动车、计算机、通讯、家电、服饰、化妆品、房地产行业广告投放占全部期刊广告的50%以上的份额;教育、出版、会展、会议、旅游占全部期刊广告的30%以上的份额;二是广告经营的地区集中。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青岛5个城市稳居前5位位置, 达到了31.51%;而北京就达到了65亿, 占总量的 9.53%。1 虽然目前中国期刊业的主要经营收入80%来自于发行收入, 但广告主导型期刊越来越成为期刊市场的亮点。研究表明, 我国广告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量空间。

　　 (四) 从发行收入看:

　　 2003年期刊发行收入为123.9亿元人民币, 全国居民人均期刊消费的费用支出为9.59元人民币/年。可以看出, 中国期刊业的经营模式仍然是以传统的发行收入为主。

　　 (五) 从运作模式看:

　　 目前真正进入市场、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期刊, 约为 2 000 种左右, 不足全部期刊的1/4。党政部门办的指导类期刊和教育学术类期刊, 举步维艰, 困难重重, 难有较大的发展。1

　　 (六) 从人物排行榜看:

　　 2005年1月14日《中国图书商报》发布了“刊业十年之人物榜”, 上榜的“风云人物”有: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曹伟明, 成名期刊是《ELLE世界时装之苑》;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何承伟, 成名期刊是《故事会》 (兼杂志主编) ;《时尚》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吴泓, 副社长、副总编辑刘江 (两人联手锻造了中国本土的时尚传媒巨舰) ;《汽车族》杂志出版人兼总编辑孙刚;广东《家庭》期刊集团社长徐春连;广东新闻出版局《新周刊》执行总编辑封新城;湖北《知音》杂志社社长胡璧勋;《iLOOK世界都市》出版人洪晃;甘肃《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瑞丽》杂志社社长赵济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中国汽车画报》杂志主编孟冀;《消费者Mei Mei》主编兼运营总监吴迪;海南省作协《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中华医学杂志》杂志社社长王德 (2005年改周刊, 结束了中国尚无学术周刊的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2 18位人物中, 有6位是女性, 没有一家社科类学术期刊的总编辑或主编入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共同组织, 中宣部具体实施的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确定了包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在内的82名优秀人才, 其中《家庭》期刊集团社长徐春连、《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入选, 依然没有学术期刊的总编辑或主编。这种现象,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期刊在整个中国期刊界所处的尴尬地位, 值得深思。

　　 二、 中国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

　　 有学者按照品牌影响力、市场运营能力、利润水平等指标, 将中国期刊格局比喻为一个“工”字型。“以广告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大品牌高端期刊市场, 构成‘工’字的上杠, 以本土的《时尚》杂志社和《瑞丽》杂志社为竞争主体”, “以发行为主要赢利模式的老品牌期刊如《读者》、《知音》、《家庭》等, 构成‘工’字的下杠, 它们因为庞大的读者市场和发行基数, 市场竞争相对平缓和稳定。”上下杠之间的则是市场上林林总总期刊的绝大多数, 这部分期刊最多。时政、财经、时尚类期刊, 新人最多, 资源流动最快, 当然死掉的期刊也最多。3 社科类学术期刊, 老人最多, 生存压力最重, 赔钱的最多, 最不为社会关注和重视的也最多。

　　 毫无疑问, 目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对传统的中国社科类学术期刊 (简称学术期刊, 下同) 运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学术期刊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诸多的困境。

　　 (一) 发行量小。

　　 学术期刊不属于大众传媒的范畴。它拥有比较特定的专业读者群, 并主要服务于相关的专业领域, 市场需求弹性狭小, 开拓空间十分有限。目前, 单纯靠发行量能维持杂志成本运作的学术期刊几近空白。学术期刊发行比较好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达到近 8 000 册。作为一个老品牌、权威性学术刊物, 《历史研究》还走出了国门, 在国外发行 1 000 余册, 非常难得。地方社科院、社科联、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 发行好的 2 000—3 000 册, 发行差的 300—500 本, 最少的只有几本。一些学报以赠送为主。因此这些期刊实际上只是发表论文的平台而已, 只是变成职称评定、学生毕业的工具, 而失去了交流的功能。

　　 (二) 经费短缺。

　　 学术期刊, 无论社科院、社科联还是大学主办,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费短缺, 投入严重不足。一般来说, 办好一份比较有分量的学术期刊, 每年大约需要30—50万元的投入。而我们的现状是不管双月刊, 还是月刊, 一期投入平均达到2万元的凤毛麟角, 大多数期刊还得自己想方设法筹措经费。而且出版经费已经非常紧张, 但还得解决特聘栏目主持、作者稿酬、编辑差旅、办公设备等费用。

　　 (三) 行政化。

　　 按照《出版管理条例》, 期刊出版必须有符合条件的主管和主办单位, 必须为厅局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或国有事业单位。根据这个规定, 学术期刊的单位化也就毫不奇怪。主管和主办部门大体有五个系列:社会科学院系列、高等院校系列、部委党校系列、社科联系列、新闻出版业系列。说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所有制的产物也罢, 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也罢, 既有其历史原因, 也有其现实的制度约束, 所以必须正视现实, 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 简单地批评学术期刊单位化毫无意义, 也没有说服力。

　　 学术期刊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应该给学术生产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创建一个比较合理、建设性的学术体制, 从而生产出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但目前值得我们进行反思的地方确实很多, 比如学术期刊的行政化问题就存在两种严重影响学术生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边缘化, 有的主办单位把期刊只作为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 而且是并不重要的边缘部门, 用行政标准任用人员, 主编有的是主办单位分管领导兼, 有的是主办单位科研处长兼, 或不懂办刊或精力根本不在办刊上。由于没有人事权, 期刊需要的人才进不来, 不需要的人员硬塞入。在职称、待遇上, 编辑往往比科研、教学人员低一等。用行政指令下达任务, 要求期刊必须安排本校或者本院人员多少篇文章, 内容、质量反而放在其次;另一种倾向, 是把学术期刊的分层高度行政化。根据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 把学术期刊笼统地分成中央级、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 而基本不考虑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公信力。这种用单位行政级别建立学术期刊的等级, 用行政指令来解决学术生产中的问题, 显然严重违背了学术期刊出版的规律, 也大大影响了“评价学术刊物之标准的自主性”。邓正来认为:“在明确鼓励学术资源和人才广泛流动的今天, 在学术投稿趋于多元化的今天, 那种仅仅根据主管或主办相关学术刊物的机构之行政地位的高低、而不是根据学术刊物经由发表优秀或重要的学术论文而形成的学术声誉来决定学术刊物之地位的做法, 显然是不妥当的。因此, ‘捍卫评价学术刊物之标准的自主性’, 在这里意味着我们应当逐渐确立起一种学术本位的判断标准, 亦即根据学术刊物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赢得的学术声誉来决定自身的学术地位。”4

　　 (四) “趋同化”现象。

　　 学术期刊, 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 “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有千余家, 综合类的期刊就占了三分之二。编辑方针趋同, 编辑模式趋同, 栏目设置趋同, 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 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 众刊一面, 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

　　 (五) 学术腐败。

浮躁、抄袭、拼凑、炒作, 制造“学术泡沫”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新现象, 并日益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具体到学术期刊也不是净土一块, 编辑滥竽充数者有之, 发人情稿、关系稿者有之, 按版面收取费用者有之, 权钱交易者有之。对此现象, 有的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认为“学术界加入‘市场’后, 刊物、经费和论文, 相互运动, 形成了权、钱、学之间封闭式的‘三角贸易’。这种‘学术’, 很容易丧失社会大众的信任, ‘信任危机’, 唯此为大。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倘不加以扭转, 真的会出现‘学将不学’的局面”。5这段话虽然过于尖锐, 但并非危言耸听,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点中要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