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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

更新时间:2021-01-21 17:04:32
作者: 张耀铭 (进入专栏)  
如《中华文明史》翻译项目和《五经》翻译项目;三是收集整理国际汉学家研究论著及海外传存的汉学典籍, 建立特色鲜明、收藏完备的一流国际汉学图书资料中心, 以弥补多年来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之缺失;四是编辑期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一方面介绍西方汉学研究前沿, 另一方面把国内研究状况介绍给海外汉学界。

   (二) 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

   197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组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 成为我国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早机构。1985年,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 开始招收国际中国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4年,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始招收国际中国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浙江大学设中国学专业, 成为国内首个面向留学生的本科专业。此后, 国内各大学和社科院系统也纷纷成立研究机构:四川外国语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所” (1991.11)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1996.3)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2004.2) 、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 (2010.12)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2012.11)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2012.11) 。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设有“海外中国学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 与北京大学呼应, 成为一南一北海外中国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三) 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

   《国际汉学》是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以研究海外汉学为主旨的学术刊物, 创办于1995年, 由著名学者任继愈创办并亲任主编。编辑部设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自2012年开始由原来的半年刊改为季刊, 张西平任主编。《世界汉学》1998年5月正式出版。它以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与传统、理念与方法, 介绍汉学家、汉学著作和汉学机构, 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为主要内容。欧、美、日、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机构参与合作, 许多著名汉学家担任国际编委,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 刘梦溪任主编。《国际汉学集刊》2004年创刊, 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 陈学超任主编。此外还有龙巴尔 (法) 、李学勤 (中) 主编的《法国汉学》, 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 朱立元、陈光磊主编的《汉学论丛》等, 成为汉学研究机构公开发表学术成果的专业学术阵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海外汉学研究机构组织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1995年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的大陆首次“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年1月, 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5月,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此后, 东亚汉学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共同主办了两届“东亚汉学研讨会”;浙江大学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英国杜伦大学等主办了两届“杭州海外汉学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了三届世界汉学大会, 围绕“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2007) 、“汉学与跨文化交流” (2009) 、“汉学与当今世界” (2012) 展开讨论, 具有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成为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坛。

   《中国学研究》 (1997) 由复旦大学主办, 吴兆路等主编。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和宗教学的论文, 每年一辑。《海外中国学评论》 (2006) 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 朱政惠担任主编。主要刊载有关海外中国学家、海外中国学名著、海外中国学研究思潮、海外中国学发展史、海外中国学档案、海外中国学文献、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论文、译文及其书评等。《中国学》 (2012) 是由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主办、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辑的大型学术辑刊, 周武担任执行主编。辑刊以繁荣和发展世界中国学研究、促进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为己任, 发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最新中外文成果, 鼓励观点创新, 提倡学术争鸣。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学科, 尤其关注当代中国研究, 设有“特稿”、“对话”、“历史人文”、“当代聚焦”、”中国与世界”、”重读大师”、”书评”等栏目。

   2000年以来, 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组织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2008年6月, 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2010年4月, 由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与四川外语学院联合举办“俄罗斯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2011年9月, 由中国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和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 已成功举办四届。论坛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 将“和”的理念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相结合, 分别以“和而不同” (2004) 、“和谐和平” (2006) 、“和衷共济” (2008) 、“和合共生” (2010) 为主题, 探讨中国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以及21世纪全球挑战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累计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50名海外学者和500余名中国大陆学者到会参加学术讨论, 同时, 50多个外交机构和智库的代表与会。论坛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交流平台, 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四) 学术特点和成果

   国内的研究机构基于自身的学科优势和学术背景, 各自选择了一些研究领域, 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 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学术特点。如“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把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 重点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北京大学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为出发点, 强调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 探索中国文化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 以及进入对象国后的发展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则依托语言优势, 做了大量译介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中心则把该研究作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一个分支”。17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丰硕, 特别是从国别和专题切入的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以《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日本中国学史稿》为代表, 从事“日本中国学”学科史的建设;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日藏汉籍善本书目》为代表, 从事“国际汉籍文献学”的建设。由于他的多年努力, 从而奠定了北京大学在“日本中国学”学科史方面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耿昇研究员, 多年来从事中法关系史研究, 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在中亚史方面, 涉及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蒙古学诸领域。在法国汉学方面, 主要译介《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法国敦煌学精粹》、《法国藏学精粹》等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1995年获得法国政府文化艺术勋章。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朱政惠教授, 主要进行海外中国学史、中外史学比较等方向的学术研究, 代表作有《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史华慈学谱》等学术专著。《史华慈学谱》具体记录了史华慈学术研究的生涯, 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学案和学术思想。由于主要文献资料采自哈佛大学档案馆, 所以这本书对于了解美国中国学史、队伍状况、发展特点, 以及中美关系、中美学术交流的演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 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研究, 代表作有《传教士汉学研究》、《西方汉学十六讲》 (主编) 。《西方汉学十六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汉学发展史的专业性教材, 涵盖了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十五个西方国家的汉学发展史, 脉络清晰, 内容翔实, 还原了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面貌, 所以成为2002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阎国栋教授的《俄国汉学史》、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仇华飞教授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等, 都做了扎实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此外,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学研究文库”、“列国汉学史书系”、“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书目, 也集中了一批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面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机遇期, 国内诸多学术机构都在参与, 诸多学科都在介入, 已形成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态势。但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 研究力量没有得到整合, 知识谱系亟待梳理, 学科建设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 或者一条条线上, 在点和线上, 的确有不少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 但对于中国整体而言, 这些点和线都是零散的, 不成系统的, 它们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 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 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 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 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研究工作”。18

   四

   中国的经济正在崛起, 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却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改变了“文革式”的话语体系, 社会才进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但是30年之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深水期, 可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却包含了很多套话、空话、官话, 把改革的锐气磨蚀掉了。近年来, 国际上对中国的骂声不绝、花样翻新:“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不可持续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形成具有比较强大的辐射力、亲和力、说服力的“学术话语权”, 中国在世界上的道义感召力和价值引导力还相当薄弱。

   有人讲过, 1949年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 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 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不少学者赞同用“中国学”的概念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它可以覆盖中国文化的很多领域, 如国学、藏学、西夏学、敦煌学、突厥学、蒙古学、“当代中国学”等等, 以及中国疆域范围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它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 如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简而言之, “中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学问, 是以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学问。当然, 中国学不是传统的国学, 它“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中国学也不是传统的汉学, “应该强调与中国伟大和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相结合”;中国学也不是海外中国学, “而应该更加发展基于本土的中国学”。19

   “中国学”何以本土化?我以为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

第一, 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 (或称“西方中心主义”)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 把欧洲 (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 “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 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 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 20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 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 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 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21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22风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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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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